都说“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可这个“会”,前提却是和尚们绝不能真的太远,否则的话,文化相异,语言不通,如同早期来中国讲佛教八正道的西域胡僧们一般,即使你个个“高”得和姚明一样,张开嘴,也只能是“胡说八道”,令人难知所云。所以,从公元前后开始的初传五百年,佛教的师父徒弟们都在忙活什么呢?除去必要的四处走穴赶场,玩玩魔术,弄怪唬人外,大块的时间、大量的精力几乎全用来译经讲经了!

　　然而,说到这译经,也着实是不容易。基督教于近代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时候,就为着一个“God”的翻译,差点便搞得“God”的众多爱子们打破头。内幕据说,无论是用“上帝”、“天主”,还是用“天神”、“真神”,都没法完整地表达“God”,而且,更令他们不可饶恕的是,这几个词甚至在实际中还反而让中国人更方便地歪曲了“God”。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佛教初传怕也大类于此。虽然所知的材料不如基督教之近之多,但还是留下了“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奚落调侃。真没办法!谁让你开始时非要挂靠道家这个土特产呢,打人家的招牌,用人家的“无”字,就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被人家用道家“没有”的“无”篡改自己“变化”的“无”的危险,结果,原本和后世的老马们同样精妙的观点:一切都是运动发展的。刚一说出来,就让人以为是:一切都不存在。这哪跟哪儿呀。所以,出场讲经时你打那么多的宝伞宝盖又有什么用?排场越大,声势越足,就越容易让人家觉得你是装模作样煞有介事,笑破肚皮了都!

　　哎呀,说起来,我真是太佩服那位把佛教的“Dhya na”译作“禅”的老祖宗了!同样是取自道家,却绝没叫人有先入为主的后遗症。《庄子·寓言》中说:“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为天均。”这句话从科学角度上来看,颇有些能量转化与守恒的味道。而从佛教思想上来考虑,则又有万物轮回更迭种性平等的意思。甚妙!此中的“禅”,音同“善”,意为“替代”。佛教的“Dhya na”来源于极为古老的“Yoga”。后者音译为“瑜珈”,有“苦行”、“持心”两义——持心,也就是“定”的意思。据说,这是一种有五千年历史的修行方法,早在佛教创立之前,就已经盛行在古印度了。佛祖当然肯定认真地研修过“Yoga”,这是有资料可证的。而且也正因为如此,后来佛祖证悟创教后,就干脆把“Yoga”毫不手软地充分扬弃,批判地吸收在佛教里,名之以“Dhya na”——而舍不得扬弃传统,并坚持要复辟传统的堂弟提婆达多,则与佛祖渐行渐远,终至于分道扬镖,被时人指诬为“叛教”。实际上没那么过份!用佛学专家季羡林老先生的话来说,“他同释迦牟尼的矛盾决不是个人恩怨,而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况且,若是非要用“叛教”来说事的话,从“Yoga”的传统来看,佛祖才是名副其实,只不过今天看来,这一扬弃,恰恰是体现了佛祖勇于破旧立新的英明睿智,是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改革创新……啊,说多了,赶快回头。

　　是谁妙笔生花,把佛教的“Dhya na”翻译成“禅”呢?限于早期材料的极度匮乏,佛教的这一老大难,目前还没有人能说清。不过,佛教界和学术界公认,公元二世纪在中国东汉译经传法的西域洋和尚安世高,是关于禅的最早的翻译家和实践家,或者之一,他所翻译的《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这两部经典是中国汉魏时期众多习禅者视若拱壁的“红宝书”——其中已经有了“禅法”、“禅经”等字样,并且,安世高非常注意寻找印度佛教和中国本土文化的结合点,积极以道家概念来类比经中的概念,比如在《安般守意经》中——这可是一本专讲与道家吐纳功夫极其相似的佛教数息观的书,他说,“安般守意,名为御意至得无为也。安为清,般为净,守为无,意名为”。显见对中国道家是非常之熟悉。但,为什么“Dhya na”没有被翻译成“清静无为”之类的,却被看似是毫不相关的“禅”所“替代”?有人说,这是因为“禅”字,从示,而示从二从川,按《说文解字》的套路,有神示的意思在里面,正可表示修习“Dhya na”能达到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而我本人则为增加说服力,又从“禅”字“替代”的本义出发,谈其隐含着佛教生命轮回种性平等的理念,用它来翻译“Dhya na”,既表佛教理念又表实践方法,恰是佛教知行合一理论联系实际的最佳典范。呵呵,这其实都是瞎猜了,或者,科学地说,这都是“大胆怀疑”,却没法子去求证。反正印度佛教的“Dhya na”到中国被道家的“禅”字给“替代”了——翻译就是一种“替代”,而且,语言形式上的“替代”,还没影响语义内容上的表达——谁让咱祖上勤劳智慧呢,给它改个叫法,读作“馋”音,就与原配一刀两断情尽义绝,哪里还会腻腻歪歪搅不清呢!只可惜这一神来之笔,也如同作翻译的那位一样,都是天外飞仙,在历史的烟海中了无痕迹,云深不知处,弄得我们这些后世的孝子贤孙们,逢年过节想为他们烧炷香什么的,都不知姓氏名谁!

　　不知其实也没什么,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已知,所谓的禅,原来与苦行修定的瑜珈有着绝不可忽视的继承关系。所以,从禅的角度来审视中国佛教发展史,就变得特有意思。

　　先说说苦行吧。这简直就可算是佛教脱胎旧传统的一大隐疾,动不动就要发作一下,刺激刺激时人的神经。我们知道,佛祖本人是反对执着苦行、极端苦行的,佛祖提倡的是一种既满足人性基本需求,又不致引发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剧烈冲突的、不苦不乐的人生态度,即所谓中道。而中道的行事原则,就是随缘——能根据内外部条件的变化,“息世讥嫌”,非常简单,特别务实。这都是见诸经典的确载,然而,也正是因此,执着苦行的大迦叶与佛祖产生了分歧,极端苦行的提婆达多与佛祖最终分裂,给佛教发展带来极大的危害。佛教传入中国后,阵痛仍然。早期佛教行人根据个人基础与外部环境的不同,分别走上相异的弘法道路:学识渊博的,被皇帝请进钓鱼台国宾馆,好吃好喝地侍侯着,建官方译场,广召天下学人,走知识路线、上层路线——是所谓义学僧,隋唐时统称为教门;专志笃行的,身无长物,无籍无寺,游行民间,唯苦行修禅是务,以走下层路线居多——后世僧史称之为禅门。这原本是没什么问题的,各随各的因缘嘛。但北魏时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中“崇真寺”条,却通过一个阎王爷发落五比丘的故事,反映出当时洛阳有一种舆论:“坐禅苦行,得升天堂”;讲经者“心怀彼我,以骄凌物”,是“比丘中第一粗行”,被送进地狱受罪;“造作经像”,建寺造庙,是劫夺民财,也被送进地狱。据说,这故事一出来,当朝的胡太后“即请坐禅僧一百人,常在殿内休养之”,“京邑比丘,悉皆禅诵,不复以讲经为意”。这当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北魏胡太后时,佛教义学反倒发展更大。但这一传说却不能不令人注意到,在当时的教门与禅门之间的确是存在着严重对立的倾向。比方说北魏菩提流支译经团和散兵游勇的菩提达摩。唐中期的《历代法宝记》和《宝林传》都记载说,达摩之死,是因菩提流支等人六度于食中置毒所致。为什么要毒死达摩?《续高僧传》说“于时,合国盛弘讲授,乍闻定法,多生讥谤”。这显然是轻描淡写,没在点上,因为包括菩提流支在内的义学僧们也都是讲“定法”的,多年下来大家怎么能算得上是“乍闻”?可见,让人“多生讥谤”的,只能是达摩的禅法与菩提流支不同。如何不同?汤用彤先生研究指出:“达摩‘四行\’非大小乘各种禅观之说,语气似婆罗门外道,又似《奥义书》中所说。达摩学说果源于印度何派,甚难断言。”真是一语破天机——所谓毒害,怕也是印度佛教新旧派之争流毒蔓延中国的变异版本罢了!

　　乍看起来,这事好像与苦行是无甚大关系的,起码字面上不明显,但问题是,达摩在五代后被追认公推成中国禅宗第一祖,这下事情可就弄大了。因为禅宗此时已成中国佛教第一宗,势力最大,范围最广。又因为达摩留世最深的,其实并不是他的禅法,而是“九年面壁”的传说和强身健体的武术。武术又叫功夫——这名字很有创意,双关甚明,肯下功夫,才能有功夫,能下苦功夫,才能有真功夫,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得,“苦”出来了。九年面壁,那更是一个苦啊——据说,小鸟在他的头顶上都孵出几百个蛋了,这几人能做到?结果一来,苦行,就成为中国僧人的心灵烙印了,即使再身不苦的,也要口头上纷纷以“心苦”作标榜,好像不苦就不是僧人了似的,流风所及,人人都习以为常,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真是何其怪哉!

　　前不久,有人在网络上还把北方某寺与中原某寺放在一起比较,说北方某寺苦行是佛教正道,中原某寺富贵为佛教败家子,褒贬分明,理直气壮,更过份地是,甚至把人家长得肥头大耳也当作是脑满肠肥的一大罪状——这似乎已经不是为佛教而争,而是为个人审美而斗了——活脱脱地又是如上心理的一次新时代“闪光”。而实际上呢,且不说北方某寺的师兄们没那么苦,中原某寺的同修们也没那么腐败,就是随便翻翻佛教史,我们也不难发现,总体说来,佛教主流好像从来就没苦过,而且,不光没苦过,甚至还可说是,一直锦绣花开、富甲一方!试想,“三武一宗”为何灭佛?“应是昔年崇奉日,不肯清检守真风。”这首当其冲的,还是钱多烧得呀!还苦行呢,你银子比皇帝都多,小日子过得又那么招摇,这不是找灭么!再想想,印度佛教为何在十三世纪时灭亡?除去战争因素外,不也是因为后期密宗贪腐堕落,失了民心?中国是亦如此例啊!“三武一宗”后,禅宗聪明,躲入山林打游击,保存了实力,后来又农村包围城市,成功地占据了中国佛教的绝大壁江山。如何?人一阔脸就变!什么农禅并举自力更生,一边歇着吧,翻了身的禅师们有的是皇帝赐的土地、信徒捐的珠宝,变现,放贷,圈地,出租,你追我赶地,个顶个都成了庄园大地主了,落到民国时,社会上都闹着要“庙产兴学”。为什么?眼红呗。谁让你钱多了不花,明摆着是要做唐僧肉啊!唉,慈航法师当年说,佛教有三大救命圈:一者教育;二者慈善;三者文化。我本人理解:教育,就是要让我们明白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不忘本;文化,就是要博采众长因材施教,教化众生;慈善,就是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服务社会,做财富的中转站而不是终点站。应当铭记,随缘和众,息世讥嫌,才是佛教立身处世的标准啊!

　　当然还有持心修定,也就是现在所通常理解的禅,这更是佛教的重要内容,重要到说中国佛教其实就是禅与禅宗了。然而这里边花样儿也最多,说下来又是一大堆的官司要打。

　　首先要明确的是,中国佛教虽然号称有“八宗(禅、密、律、净、台、贤、法、空)”之说,而修禅习禅,却绝对是各宗的通用技术,无一例外,只不过名称方便有些不同,比如天台宗,他叫“止观”,从“善调五事(食、眠、身、息、心)”入手。所以,翻开唐代道宣律师的《高僧传》,我们会发现,天台宗的开创者慧思、智者、灌顶,自师祖到徒孙三代人,郝然便也在禅僧之列,毫不奇怪!至于现在所通说的专以“禅”作招牌的“禅宗”,依圣严法师的说法,“乃是第十世纪(宋初或稍前)时才开始的事。”当然,独立的禅寺要早些出现,所谓“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这倒是在公元八世纪时发生的——从独立建寺到立派标榜,中间之所以差这么长时间,那是因为外部战乱及自身尚未取得稳定的政治认可所致。

　　也正因为十世纪时禅宗出现了,为了能和别人划清界线,以示自己的卓异不凡,禅宗门徒们就开始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提出“祖师禅”,抗衡于前人强调的“如来禅”,别树一帜;一是涂涂改改,赶快出炉自己的宗谱,即祖统,鼓吹得佛真传——这两个问题其实紧密相关,前者是流,后者是源,前者标新领异,若无后者的有力支撑,也就异得过了头,失掉合法性、正统性。这事显而易见。其大功告成的标志是,北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由禅僧道原编撰、学士杨亿修订的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传灯录《景德传灯录》问世。在这部灯录中,道原不仅总结提出了正版禅宗西天二十八祖之说,与唐代神会禅师弄出的东土六祖接轨,而且,更借其中所载的禅门沩仰宗创始人之一仰山慧寂之口,喊出了“祖师禅”的口号,一时天下轰动,习为信史——因为是官修禅书,还入藏经了。只是没料想,这个原本是唐宋禅门齐动员共同糊弄检查团(别派和信众)的大气球,却被民国时跳将出来的胡适,一个“一指禅”就给戳破了——假的。真是一石击起千层浪,舆论大哗,禅门大怒,本为胡适好友的大禅师铃木大拙,此刻也顾不得在西方和“God”的羔羊们谈禅了,与其公开交恶,反目成仇——背后想必也一定给他念了多少遍的往生咒吧,嘿嘿。可胡适呢?怙恶不悛,依然故我,直到死也没悟出自己哪儿错了,甚至晚年回忆自己的佛教研究时,竟大不敏地还说什么是“耙粪工作”,可谓花岗岩脑袋顽固到家了!胡适错在何处?很简单。佛祖当年曾亲口说过,他讲经说法不过是“黄叶止儿啼”,后世禅门的子孙们如此,也不过是随机应变,有样学样,你胡适却偏偏非要给人家在旁边大喊一声:“那是枯枝败叶,不是大白兔奶糖,骗你呢。”你让这“啼”还怎么止得了?还是印顺导师说的精辟,“传说,对宗教来说,正是感召人心,宗教活力的源泉之一。”至于胡适的法子,绝对于建设和谐社会无益!所以,很早韩非子就说,“儒者以文乱法,侠者以武犯禁。”好像还真有那么点道理呀。

　　不过,在有一点上,胡适倒还是摸到了一些门道。比方说,他分禅为印度禅和中国禅,并认为,印度禅重在“定”,中国禅重在“慧”,中国的禅宗,达摩到慧能前是楞伽宗——以《楞伽经》传道,慧能及其后为般若宗——以《金刚经》授法。这些在学术界可是言之凿凿,逢禅必引的。我无意在此冒犯权威,更不敢挑战权威——没练金钟罩,哪敢称少林,咱可怕被人拍砖。不过,还是想提醒提醒,千万别被《景德传灯录》等一类的禅门书籍所暴露的“如来禅”与“祖师禅”的形式化对立所误导,上了老禅师们的套。何谓如来禅?也就是印度禅,这个没人疑义。印度禅传到中国,经过安世高、鸠摩罗什、道生、天台智者,甚至传说中的菩提达摩等敷演宣解,到慧能,禅风为之一变,别开生面,这也是众所公认。但是,若是因为此之后的“风”变,就说他们“色”变——胡适说,印度禅“至唐之慧能、道一才可说是中国禅”(道一是慧能徒孙,建禅寺的那位“马祖”),显然还是没有了解禅,特别是慧能之后的禅宗祖师禅。

　　何出此言?很不好意思,虽然我也是慧能的后世子孙,却也不能不指出——祖师禅和如来禅的对立,只是慧能的徒子徒孙们吵架的结果。

　　慧能之后,他的徒弟徒孙们开创了众多禅派,其中有三家——荷泽禅、洪州禅、石头禅,非常值得一说。荷泽禅的开创者是洛阳荷泽寺的神会,而神会则是“祖师禅”的祖师爷慧能的关门弟子——这个词现在可是炙手可热,学术界尤其是“关门弟子”满天飞,似乎,能做个“关门弟子”,就必然别有密法,能得师真传一样。不过,神会老和尚却果真是着实厉害。当时在全国佛教界占统治地位的,是禅门神秀北宗一派——神秀是慧能的大师兄,他的徒弟普寂在师父成为“两京法主、三帝国师”之后,也做了国师,《旧唐书》上说他,“天下好释者,咸师事之”,风头之健可谓一时无俩。唐中宗时,普寂被钦定为释迦正宗、神秀嫡传,便俨然以禅门七祖自居——神秀自然就是六祖了。这下可就捅了马蜂窝,慧能的徒子徒孙们不干了。本来大家还满尊重神秀一系的,起码是他们把名不见经传的神秘高手达摩发扬光大,为大家争得了佛教正统的大面子,可你普寂这样搞,明显就是不尊重长辈慧能,不拿达摩传下的袈裟当回事儿,这样“English”(硬改历史)还了得!于是,最小的师弟神会自告奋勇,窜将出来,跑到对方大本营的中心地带河南滑台大云寺摆下擂台,开了个“无遮大会”——无遮,也就是没门槛,有本事就可上台,声称“为天下学道者辨其是非,为天下学道者定其旨见”,誓把普寂嚣张气焰彻底消灭——神会原是神秀的弟子,后来才到慧能门下学习,所以他出面很有说服力。结果呢?还好,虽然屡遭磨难,最终神会总算是成功了,死了不知多少年的慧能,到底得到了禅宗六祖的政治认可——胡适据此说神会是慧能南宗的缔造者也没错。

　　然而,麻烦却也接踵而来。因为神会确实是太厉害了,厉害到文人倾倒,政客折腰——大文豪王维、杜甫、刘禹锡等都是他的忠实粉丝,竭尽全力为其鼓吹赞美。而贞元十二年(796年),唐德宗干脆就把神会敇定为禅宗七祖!天哪,这不是给老和尚找抽嘛!虽然老和尚年高德韶,行迹卓然——人家当年安史之乱的时候,可是把所有的度僧手续费都捐给部队了,称得上是古代版常香玉(捐飞机给志愿军),是标准的爱国爱教的高僧,当得起七祖的圣号。然而,以神会的智慧,当然更深知:这七祖的称号绝对是块臭狗肉,轮不到的都觉得香,轮得到的又全身都发臭,明白人谁去弄这玩艺!我相信,假如老和尚还在世的话——此时已是神会圆寂后的第三十四个年头了,他肯定忙不迭地上表坚辞,绝不会重走普寂路。可如今呢,却只有干瞪眼没办法了!而且,更可怕的是,皇帝不过是论功行赏,虚应故事,自己的徒弟却比谁都热衷这个大帽子——这也好理解,背靠大树好乘凉嘛。神会的四传弟子,在整个中国佛教史上都赫赫有名的大家宗密禅师,不仅言必以“七祖”尊称神会,还在他名作《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图》中,赫然即列神会为禅宗中华七祖——这是北宗神秀与普寂彻底被慧能与神会取代的标志。这原也没什么关系,好歹神会的七祖是皇帝御批的,哪像普寂,纯是自己谬称,没办过法律手续。但,千不该万不该的是,宗密还写了一本《禅源诸诠集》(已佚),在其现存的长达四卷的“都序”中,他对当时教、禅的高低层次进行了爬梳整理,比如把禅分成五类,认为达摩传来的禅,也就是如来禅,最好、最棒、最高,而且,还对同时代的禅宗他派同学们的表现进行了不得人心的点评,说人家不看经、不学论的,非正宗,非嫡传,太不利于佛教的信仰建设,都这么教下来,不成了歪门邪道了吗?得,这回可不是捅马蜂窝的问题了,而是点着了火药桶了。火力劲头儿最猛的,就是说起来与荷泽禅还是亲兄弟的,洪州禅与石头禅两大派。

　　过去看过一个真实的笑话。说一个外国朋友看中国的武侠小说入迷了,千里迢迢地跑到中国来,一下飞机,逮住人就问:“江湖在哪里?江湖在哪里?我要到江湖去学艺。”江湖在哪里?如果是唐末的僧人们,问这个问题就是白痴!谁不知道?江就是江西,那里有马大帅,噢,是马大师,马祖道一禅师在洪州传禅,培养的徒弟个个一级棒,比如百丈怀海、南泉普愿、西堂智藏,号称洪州“三大士”;湖就是湖南,石头希迁在南岳石台上结庵授徒,教出了天皇道悟、药山惟严、潮州大颠(此人可是起初反佛的韩愈的师父)等谁见谁都会倒头便拜的高人。时人都说,“自江西主大寂(马祖),湖南主石头,往来憧憧,不见二大士为无知矣。”这就是人们要“跑江湖”的由来。

　　洪州禅与石头禅这两派可了不得。唐武宗灭佛以后,中国佛教的,什么三论宗啊、天台宗啊、华严宗啊、唐僧引进的高科技唯识宗啊,甚至包括神会一支的荷泽禅,等等依附官僚士族,爱走知识路线、上层路线的佛门宗派,统统在大唐散架、黄巢起义、五代十国中,零落成泥辗作尘,宋以后,就只闻楼梯响如故——名存,实则难见人下来了——实亡。而洪州禅与石头禅则不然,虽然是泥腿子的干活,虽然早先被人骂作是“破戒比丘”,但是,却凭着泥土的厚实、石头的硬气,一路高歌猛进,在十世纪的时候巍然而成中国佛教的真正代表、绝对主流,而且,还开枝散叶,子孙繁衍出“五家七派”,各呈风流——洪州禅分出两支:沩仰宗和临济宗,后者入宋后又分为杨歧派和黄龙派;石头禅分出三支:曹洞宗、云门宗和法眼宗。

　　这么牛的一大家子,得罪了他们,当然也肯定不会有好下场。荷泽禅不是弄出个“坛经传宗”来混淆视听,证明自己是嫡传吗?他们就发起一场重新解释《坛经》的运动,尤其是针对《坛经》中神会初见慧能一节,借慧能之口痛贬神会,说人家“也只成个知解宗徒”(只重理论学习之意),非要把荷泽禅的祖师爷整得和中石油股票似的,直到“破发”。结果也当然不出意外,狂轰滥炸之下,大家习非成是,此说便就成了真理,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宗宝本《坛经》,即最流行的《坛经》上就是如此记载。

　　再有就是针锋相对,提出“祖师禅”与“如来禅”搞对抗赛,说自己是“教外别传”、“不立文字”。吵啊吵的,结果当然又是大满贯全赢,因为他们子子孙孙无穷尽也,不像别人早早地绝了后,断了种,自然也就成为佛教的正宗嫡传——没办法,历史研究中就是这样活人欺负死人,谁一口气坚持到最后,谁就是胜利者!

　　其实,真要说起来,祖师禅与如来禅除去教育方法有不同外,其它的并无二致,根本没多大差别。这方面的研究着作很多,而且看上去还都肥肥大大的,显得很有含量。但以我这个学者里的和尚,和尚里的学者来看的话,都太啰嗦了,哪用着如此复杂!来个比喻好了。吃饱知道不?吃饱的感觉记得不?知道,记得?好。吃米饭能让你体验这种感觉不?吃馒头能让你重温这种感觉不?毫无疑问,都能!那么,告诉你:祖师禅与如来禅也不过就是让你体悟人生本来面目的大馒头、白米饭,如此而已。所谓“药无贵贱,愈病者良;法无优劣,对机者胜”,喜欢哪个就哪个,“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何分你我,聚讼攻讦?所以,宗密该打五十大板,还如来禅藉教悟宗呢,白看了那么多佛经,怎么就没“藉教”看到这一点?什么?你说馒头管饱、米饭易饿?对不起,你已经被刚刚的这个比喻所用的文字相(名词)——馒头和米饭——所惑。如果我再用一个比喻:吸烟可使人陶醉,喝酒可使人陶醉,抽鸦片也可使人陶醉,你是不是又要说:鸦片有毒,吸烟有害,喝酒不利于健康?这同样又是被“鸦片”、“喝酒”、“吸烟”的文字相所迷惑索引,注意力已经不在比喻的本义上,而是跳到了名词语义延伸的别处,若是一直这样地跳来跳去,那不就是心猿意马吗?心猿意马,就是佛经上所说的凡夫的根性啊!可见,语言文字在表达上确实有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既可能是因语义不完整而来——像辞不达意,又可能是因易于让人产生注意转移而来——即如前面的情况,但,无论是哪种局限性,毫无例外地,都只能是强化而不是转化我们凡夫的劣根性!祖师禅的禅师们显然是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才非经非教非佛像,屙屎吃茶并担柴,非一切可能让佛教徒产生执着的对像,彻底予以否定,拈一切可拈之物,不思善恶,自在说法,从而在弘法风格上,才个个显得汪洋恣肆、气魄雄浑、挥洒自如、势不可挡!“风”确实变了,但只是风格之变,至于令人明心性之真得从容之定的“色”——本质却没有变,无论如何,总还是“禅”啊,这才是佛教的真正根本。而经也好,教也罢,却也只是一条条的“径”——经者,径也,如果把其奉为教条,非其不可,人人都要从此道路经过,那当然就更是离禅万里,距佛日遥——这辈子想成佛?如此固执,做人都会有麻烦啊!所以我在谈禅修的时候,就总是强调:禅修的五个境界:散心——专心——一心——无心(无分别心)——随心,第一个阶段靠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不论好坏,有真兴趣才能晋身专心之地;第二阶段靠信仰,真信仰才能让我们一心一意地坚持到底;第三阶段靠功夫——又来了——能下苦功夫,才能无心合道;第四阶段靠悟性,机缘成熟,自然随心自在,圆通无碍。一家之言啦,不用太在意。

　　回过头来说,祖师禅的禅师们其实也逃不了五十大板的——反正他们都不在了,又不会像白云她妈似的,来带我走,我在这儿冒充冒充法官,就算小孩子过家家吧。因为他们的教学法实在是太灵活了,灵活到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以至于产生了两个后遗症:一个是高徒难寻、难得,能传下法来的太少,甚至没有,而这些祖师爷们又看破一切,根本不在乎,结果,法脉也只好成了太监,没了下部,传传就没影了。再一个就是让人心生敬仰加羡慕,羡慕之后就搞模仿秀,模不来神,咱就仿其形,于是后来的庸脂俗粉们也人人握着德山棒、端着云门饼、吃着赵州茶,吆五喝六地抖擞起来——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丐帮打狗呢!出家人也就越来越没文化,越来越没水准,越来成为社会的阴暗面、下九流!唉,这板子举到这儿,我都不知道究竟是该埋怨祖宗呢,还是该自己直接抹脖子上吊了事,省得丢人!

　　祖师禅的祖师爷慧能是不是文盲——那是学术界的事,让们吵去吧,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求定得定的可复制可量化的纯粹技术,印度禅到他这儿摇身一变为定慧等持、灵活无比的人生艺术——中国禅,却绝对是千真万确无可争议的事,所以一方面让他在《坛经》中引经据典,一方面作为他的徒子徒孙,尤其是一个赛一个的有文化,动不动就是唐宋诗僧、文僧,有这禅那禅出世的晚辈们,却喜欢把他塑造成文盲,倒真是值得我们认真地思考思考,是出于弘法的需要?还是佛教反知理念的具体?还是其它?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每一种答案也许都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启发与思索。这也就如同人们去分析如来禅与祖师禅一样,有的人从中看到了佛教超脱之名与庸俗之实的对立;有的人从中看到了教学方法的不同与对立;有的人从中看到了佛陀崇拜与祖师崇拜的对立;有的人从中看到了知识阶层与劳动阶层的对立;有的人从中看到了印度之定与中国之慧(其实是定慧等持)的对立,谁的对?五祖说,“能者得之。”我们,来玩参禅吧。

　　唐代的李翱是个很了不得的人。冯友兰在他的《中国哲学史》中说,“宋明道学之基础及轮廓在唐代已由韩愈李翱确定矣;而李之所贡献尤较韩为大,其学说所受佛学之影响尤为显然。”李翱是韩愈的门生兼女婿,给他施以极大影响的,就是他非常尊重的药山惟严禅师。《宋高僧传》记其与禅师初次相见时说:李翱问禅师,何为道?禅师随手一指,答曰:云在青天水在瓶。李翱豁然大悟,赞颂说:炼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

　　李翱悟了什么我且不问,且说我今天探禅源、聊禅史、说禅话,挺没劲的东西为何却用一个如此雅致风流的名字“云在青天水在瓶”,是何用意?

　　参——

　　参你个红烧狮子头啊,没事找事,该干嘛干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