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云大师是台湾佛光山的开山，是现代人间佛教一位卓越的创立者，是具有全球声望的当代佛教导师。大师祖籍江苏江都，1927年生，12岁在栖霞寺出家，1949年渡海来台湾，1967年开始创建佛光山道场。自1947年焦山佛学院毕业迄今，大师弘法已近70余年。今届90嵩寿，仍自称“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以弘法为家务。大师对于佛教的贡献和影响，不限于台湾，而及于全球各地；不限于人间佛教，而关乎整个佛教。大师对于佛教贡献至巨，影响至深。兹摘其主要者，尝试言之。

　　19-20世纪以来，汉传佛教中最有力量的思想潮流，是“人间佛教”。我最近提出：太虚大师是现代人间佛教一位卓越的倡导者，星云大师则是现代人间佛教一位卓越的创立者。大师曾提出用《大乘起信论》的“体大”、“相大”、“用大”建构人间佛教思想体系的理路，他深刻地阐述了人间佛教的教体、教用、教相：“佛说的”、“人要的”，是人间佛教之教体；“净化的”、“善美的”，是人间佛教之教用；而大师一生各阶段对于人间佛教具体特征的种种观察及规定，对于人间佛教具体思想、学说的诸多展开、推演，及其在晚近阶段所严整规划的人间佛教的“理念蓝图”，则是人间佛教之教相。这种分别从“体”、“用”、“相”的角度，来规定和阐释人间佛教，首次使得人间佛教的思想理念非常深刻且非常系统化地得以呈现，所以我们说大师是人间佛教思想理论的系统建构者。

　　其次，星云大师不仅系统地、深刻地阐述了人间佛教的基本思想，规划了人间佛教的基本蓝图，而且他所阐述及规划的这种人间佛教的思想和蓝图，并不仅仅是他通过佛学研究得来的一个佛学成果，也不是一个纯粹理想化而无现实依据的观念的“乌托邦”，而是与他的弘法实践密切地关联在一起，他的人间佛教思想学说是从实践中探索而来的，是经过了实践的充分检验并被证明为确实行之有效的。在星云大师之前，有关现代人间佛教的思想学说，要么不够系统，不够完善，要么就是一些更多地是以学术形态或观念形态表现出来的理论，与实践无关，或未经实践的验证。大师自20世纪40-50年代以来，六、七十年如一日，以无比的热忱、无上的精进，始终如一地投身于探索、推动、落实、创立人间佛教的伟大实践，并从这种切身实践中逐步总结出可以有效地运作、可以指导实践的人间佛教的系统思想和学说。所以系统地建构现代人间佛教的思想理论，是星云大师对佛教第一个方面的重要贡献。

　　作为百余年来汉传佛教现代化运动成果的结晶，“人间佛教”如果的确是一种“新佛法”，堪为承载佛教智慧与使命的“新佛教”，那么它就不应当仅仅是一套由思想、观念组合起来的理论系统，而且应当包含实践形态的种种落实和实务层面的种种成分。现代人间佛教作为由古老的汉传佛教开出的美艳花朵，作为当代世界最具生命力及影响力的佛教新形态，作为将持续教化人类现在及未来的佛教的新载体，必须包含“理论”与“实践”两大要素于自身，所以实践的层面，实务的层面，正如理论的层面，观念的层面一样，同样是现代人间佛教建构的重要内涵和本质方面之一。如果同实践层面的建设工作脱离，那么所谓的“人间佛教”，最终必沦为一种纯粹的学术思想，出自世智辩聪，可以言人人异，不是无数佛教行者信仰与经验的升华，也就无力荷担指导现代人类修行与解脱的任务。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人间佛教实践层面的重要性，也可以理解星云大师所推动的人间佛教一个极为清晰显豁的特征。过去很多学者在观察星云大师和佛光山的人间佛教时，常常得出一个印象：星云大师是佛教的实践家。的确，佛光山极其庞大而包罗万象的佛教事业，易于给人们留下这样的直观印象。如果我们认识到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其实是其人间佛教的系统理论与其人间佛教的广阔实践的完美统一，那么人们观念中形成的星云大师是人间佛教实践家的印象，恰恰揭示了大师对佛教第二个方面的重要贡献：星云大师成功地推动各种人间佛教的事业，使得人间佛教在实践层面得以落实，得以成型，得以具体，得以固化，使得人间佛教变得可感可触，也就是使得人间佛教在此时、此地的具体时空，得以灿然现身。所以，深广地推进人间佛教实践层面的建设事业是创立现代人间佛教另一层面的重要意涵。

　　自释迦牟尼佛在波罗奈斯鹿野苑中初转法轮，接引五比丘入道，组成最初的佛教僧团以来，僧团一直是佛教信仰核心的构成要素之一。佛教徒称僧团为“宝”：僧宝，僧宝同另外二“宝”——佛宝、法宝——一起，三位一体，一体三位，构成佛教信仰的基本对象：三宝。汉传佛教两千年来一直牢固坚持佛教信仰的这一传统，以“三宝弟子”自居，是汉传佛教中佛弟子落实自己信仰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方式。也正因此，所以现代人间佛教之发展与推进，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人间佛教理论建构及人间佛教实践落实这两个重要方面的工作之外，尚有第三个重要方面的工作，那就是现代人间佛教僧团之创建。

　　从这样的角度，我们可以理解星云大师对佛教第三个方面的重要贡献：他是现代人间佛教僧团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伟大创立者。自1962年建设寿山寺、1967年创建佛光山迄今，大师所剃度的出家徒众，已有1200余人。以规模而论，佛光僧团是当今汉系佛教中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僧团，与目前世界他系佛教僧团相比，其僧团人数、规模也名列前茅。佛光僧团1200余位徒众中，有一部分人来自台湾地区，另外一部分人则来自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全球各地，所以佛光僧团是一个具有明显国际化特征的现代佛教僧团。佛光僧团中的大部分僧人在出家之前，受过良好的社会教育，其中有200余人拥有硕士及博士学历、学位，因此佛光僧团也是一个拥有一流教育文化素质的高品位的现代佛教僧团。不仅此也，佛光山的千余徒众虽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弘法道场，但是他们普遍遵守“一师一道”的伦理规则，服从佛光山总本山的管理模式，同一思想，同一制度，同一步调，同一行持，所以佛光僧团还是一个将规模化、组织化及制度化具于一身的现代人间佛教的僧团。

　　正如历史上的僧团居于佛教信仰的核心地位，对于佛教有“住持”之功，大师所创建的这一现代人间佛教的僧团，同样对于当代人间佛教思想与信仰的落实具有基础和保障的作用。所以创立高素质、规模化、组织化、制度化的现代人间佛教僧团，是星云大师对佛教的重要贡献之一。

　　僧信关系问题，在历史上一直是佛教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传统而言，以僧团住持佛教、以信众护持佛教的模式，是佛教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模式。不过历史上佛教弘传的具体事实表明，佛教弘法活动的真实机制及运作形式，有时远为复杂，至少比这个公认的模式要复杂得多。所以更加理性地思考僧信关系问题，更加合理地处置佛教信众的角色定位，充分关注并积极发挥信众在佛教弘法中的作用功能，其实需要更加多的和更为辩证的考虑。

　　例如：众所周知，公元前后大乘佛教的蓬勃兴起，与当时信众团体的形成和努力，就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联，与此相关的一个极富启示及警示意味的事实是：大乘佛教的理论与实践，其实并不刻意要求在出家的僧众和在家的信众之间，划下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以近现代佛教弘传史而言，现代中国佛教的居士道场（如20世纪上半期欧阳竟无先生所领导的南京支那内学院道场，20世纪下半期李炳南先生所领导的台中佛教莲社等）往往有代行僧团职能的诉求和趋势，而现代日本佛教僧人的在家化，则表现出完全相反的另一种趋势，这两种趋势在现代佛教中的并存，恰恰也说明现代佛教中的僧信关系，确有深入再反思及再平衡的必要性。

　　星云大师开创的佛光系统，承继汉传佛教的基本传统，当然仍然以出家众作为住持佛教的中心角色，但是在佛光僧团的体系结构中，也给在家修行者安排了一定的地位；大师尤其创立了檀讲师制度，具备一定佛教知识水平及修行经验的居士，可以成为“檀讲师”，并因而具备在大众中弘法传教的资格。这项檀讲师制度的设立，可以说是现代佛教中一项重大的制度创新，它为居士弘法的资格问题提供了制度化的规范之道。重视信众的作用，提升信众的地位，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星云大师的基本关注之一。大师的人间佛教在弘法方向上以大众化、社会化作为基本价值取向，而大众化及社会化的主要的内涵之一，即是重视及关切信众乃至一般社会大众在佛教中的主体角色和主体地位。

　　1991年大师发起成立中华佛光协会，1992年又成立国际佛光会，现在这个组织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全球性的佛光信众组织，会员人数有300万之众，是当今会员人数最多、动员能力最大的国际性的佛教社会组织之一。国际佛光会定期举行会员代表大会及理事会议，商讨教务，凝聚共识，今年刚刚在台湾佛光山举办过第15次世界会员代表大会。

　　从历史上看，信众的散漫及非组织化，是佛教信众的作用难以有效发挥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佛教的社会影响难以扩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星云大师创建的国际佛光会，及其成熟的组织运作模式，有效地解决了佛教史上的这一难题。

　　在现代社会，佛教的弘扬毫无疑问将会越来越需要发挥信众乃至一般社会大众的参与作用；尤其在今后的公民社会及信息社会，随着高等教育的日益全民化，随着佛教知识的日益普及化，一般信众及社会大众在佛教弘传中的主体地位、能动作用之问题，也将会愈来愈凸显出来。由此以论，星云大师所推动的一系列旨在提升信众地位、发挥信众参与意识及能动作用的制度施设，是他对佛教发展做出的可贵探索和重要贡献之一。

　　历史上的佛教以分宗分派著称，如在佛灭百年后，佛教分裂为上座部、大众部，佛灭三百年间，佛教分裂为二十部派。在由大众部衍化出来的大乘佛教中，有中观学派、瑜伽行派及如来藏学系三种理论体系之对立；而在承传大乘佛教思想文化的汉传佛教中，也有大乘八宗之分判，大家各是己所是，各非己所非，纷纭扰攘，所谓“判教”是也。

　　如果再就全球佛教文化圈的分布而言，复又存在更大的分裂，这即是汉语系佛教、藏语系佛教及巴利语系佛教三大佛教文化圈的分割。佛教史上这种分裂与分割的现象，不仅是宗教史学者心目中令人错愕的文化奇观，也是造成佛教至今难以整合为一个统一的世界信仰的最重要的原因。近两个世纪以来的现代佛教学术研究，为佛教文化信仰与知识的重新整合，提供了新的契机和方法，但同时却也引发一些新的分裂，或加剧历史上固有的某些分裂。例如对于如来藏问题的现代学术研究，无论是在中国的佛教界，或是在日本的佛教界，都是重新加剧引发佛教思想与信仰分裂之痛的重要事件之一。

　　总之，现代佛教文化需要在新的历史高度、新的理论格局上重新完成一次知识与信仰的整合，这对于佛教文化愈合长久以来的分裂之痛，疗治百年以来的新创伤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加强全球佛教文化圈的团结与沟通，推动世界佛教的交流和发展，尤为具有现实性及紧迫性。

　　星云大师认为人间佛教是21世纪和未来佛教发展的正道，其所阐释的人间佛教既凸显佛陀的本怀，也呼应现代社会注重“以人为本”、强调“社会参与”的价值关切，主张在原始佛教与后原始佛教之间，在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之间，在汉系佛教与他系佛教之间，在汉系佛教的各种传统之间，都建立均衡和融和的立场，不限于一宗，不泥于一派，一方面直揭佛陀的本怀，一方面向一切佛教思想文化资源开放。大师这样的理念和方法既突破了传统中国佛教封闭性的判教思维，也超越了一些现代佛教学者所尝试的排他性的佛教文化整合方式，以圆融和合的基本立场和包容开放的巧智善慧，推动全体佛教文化的整合，为当今及今后佛教知识与信仰的整合之道，树立了标准，建立了典范，提供了基本的思想方法，因而构成星云大师对佛教的重要贡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