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的争议人物——释巨赞

　　于凌波

　　在1988年台湾与大陆两岸开放交往之前，巨赞在两岸间是一位颇具争议性的人物。台湾方面说他是：“佛门败类，变节投降”；大陆方面说他是“进步僧人，有维护佛教之功”。事实上，巨赞足一个满腔热血的青年，思想进步，爱国心切，参加改革活动。不过在三十年代，“进步”的爱国人士，不见容于当时的政治环境。

　　巨赞俗家姓潘，名楚桐，字琴朴，笔名有万钧、周行等。他是江苏省江阴县人，生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幼读私塾，及长就读江阴师范学校，民国十六年(1927年)毕业。同年到上海，曾肄业于上海大夏大学。据说他在校时就参加了“进步活动”。大夏大学没有毕业就返回江阴，在地方上担任小学校长。后来以领导中小学老师罢课，遭到治安机关的通缉，1930年秋，他逃亡到杭州，匿居西湖的灵隐寺。

　　那时灵隐寺的住持是慧明和尚，未几慧明逝世，由却非法师继任，这时匿居在灵隐寺的潘楚桐，看破红尘，依却非和尚剃度出家，法名传戒，字定慧，巨赞是后来改的名字。披剃当年，到南京宝华山受具足戒，这年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巨赞二十四岁。出家后的巨赞法师，认真的研究法相唯识、天台教观，华严义理，以至于禅学、三论等大乘经典，勤学苦修，在佛学和修持方面都奠下相当好的基础。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他曾应重庆北碚“汉藏教理院”之聘，到该院任教。在重庆这段时间，他认识了一位文士出身、学佛虔诚的徐季广居士，二人年龄相若，一见投缘，交谈之下，深为契合，由此订交。二人曾相偕同游蛾眉山，登千佛顶，游青城山，穷天师洞。季广家居成都，游毕二人珍重道别。

　　巨师在汉藏教理院任教，只教了一学期就辞职赴南京，进入支那内学院，从宜黄大师欧阳渐研究深造。他在内学院期间，刻苦精进，阅读佛经数千卷，写下几百万言的读书笔记，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撰写《评熊十力所着书》论文，发表在《论学》杂志上。后来熊十力先生读到此文，说：“是用心人语，非浮士口气。”熊先生不轻易赞许人，由此可见巨赞佛学上的功力，在此同时，他先后在厦门《佛教公论》杂志上发表《先自度论》、《为僧教育进一言》两篇论文。文章立论精辟，见解独到，有人以为是弘一法师的文章。后来，弘师读到这两篇文字，备加赞许，曾集《华严经》句写了一副对联：

　　开示众生见正道，犹如净眼观明珠。

　　并在联上加题记曰：

　　去岁万均法师着《先自度论》，友人坚谓是余作，余心异之，而未及览其文。今岁，法师复着《为僧教育进一言》，乃获披见，叹为希有，不胜欢跃。求诸当代，未有匹者。岂余暗识所可及也?因呈拙书，以志景仰。丁丑三月，集《华严经》句，沙门演音。

　　在内学院时，曾约他在四川结识的好友徐季广到南京一游。季广乘轮南下，到南京访巨赞，在巨赞的引见下谒见了宜黄大师，请大师开示佛法。季广与巨赞并同游苏州，渴见印光大师于苏州报国寺。时国学大师章太炎在苏州设“国学讲习所”，二人数度谒见，请教国学与佛学问题。季广返回四川，仍与巨赞保持联络，书信往还，讨论佛学问题，后来巨赞数度贫病交迫之际，获得季广经济上的支援。季广在成都设置佛经流通处，开辟放生池，弘扬净土法门，着有《净土策进》一书，1952年病逝四川成都故里。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春，巨赞离开支那内学院，到厦门南普陀闽南佛学院任教。七月，中日战争爆发，未几上海、南京弃守，他满怀悲愤，辞却教职，辗转由厦门赴香港，再到广东。他曾在南华寺亲近过虚云老和尚，未几转赴湖南，参加抗战救亡行列。抵达南岳，先在“南岳佛学讲习班”任教，后来由田汉的介绍，和共产党人士恢复交往，且在中共高级领导人的支持下，在南岳成立“佛教抗战协会”、“佛教青年服务团”、“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等机构，从事组织群众的活动。后来，佛青服务团的活动范围及于长沙，巨赞在长沙参加“七七二周年纪念大会”，他在大会上散发《告全国同胞书》，在当地的《阵中日报》副刊上开辟“佛青特刊”，鼓吹抗战救亡和佛教革新。以活动过于积极，引起当地情治机关的注意，他不得不潜返南岳。时，道安法师在桂林弘化，担任广西佛教会理事长，约巨赞去创办《狮子吼》杂志。他于1940年秋抵达广西桂林，出任广西佛教会秘书长，并主编《狮子吼月刊》。足年十二月，狮刊创刊号出版，刊有欧阳竟无大师、太虚大师、慕伽法师等名家的文稿。而他自己，以巨赞、万均、编者等名，发表《新佛教运动的回顾与前瞻》、《略论空有之诤》及《中论探玄记》等五篇文章。以后各期，每期都有他数篇文章。实以当时写稿的法师不多，文稿不继，他不得不努力撰写，以充实版面也。

　　在主编狮刊的同时，他还担任月牙山寺的住持，以寺院作掩护，作为左翼文化人活动的场所。在这段时期，关系深的朋友劝他舍戒还俗，全力从事抗战救亡工作。他婉言谢绝，赋诗以明志：

　　亡羊自昔多歧路，脱俗方为中道行。

　　夏绿春红何足惜，要以冰雪验人生二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巨师离开桂林，应邀到桂平西山龙华寺任住持，一面弘传佛教，一面仍从事抗日活动。l944年，日军大举进攻，连陷长沙、衡阳、柳州，贵阳亦岌岌可危，他不得不离开桂平，避往北流，任教于战时迁校北流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授课之余从事着述。《新佛教概论》一书，即撰着于此时。

　　抗战胜利后，举国欢腾，后方民众复员返乡，巨师也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经广州返回杭州。在广州六榕寺时，他把一个出家未久的青年学僧妙峰带到杭州，安置在武林佛学院就读。1949年，妙峰来到台湾，先后依慈航、印顺二师受学。1962年，受聘赴美国弘法，他足第一个到新大陆弘法的中国僧侣，现在仍在纽约弘化。妙师之到新大陆弘扬中国大乘佛教，追溯其因缘，实足巨赞法师所促成的。

　　巨赞法师回到杭州，驻锡他出家的祖庭灵隐寺，并出任浙江省佛教会及杭州市佛教会秘书长。翌年，他为介绍灵隐寺概况，撰写了一本《灵隐小志》的小册子。是年，他曾游历台湾，参访台湾各地寺院，返回杭州后，撰写了《台湾行脚记》一文。l948年，他出任武林佛学院院长，培育僧才。年底，应香港信众之请，到港讲经，住香海莲社。翌年初春，旧友道安法师由桂林到了香港，二人相见后曾与优昙、敏智等诸师讨论佛教改革问题，以大陆烽火漫天，一切无从做起，未获结论。后来，道安法师到了台湾，在台北创立松山寺。优昙法师留在香港，晚年在新加坡弘化。敏智法师1973年到了美国，出任美国佛教会会长，而巨师则于中共建国后回到大陆。

　　1949年建国初期，巨赞在港接受中共中央的邀请，到北京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此后，他连续当选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及第六届的常务委员。1950年，他在北京开办大雄麻袋厂，组织僧尼参加劳动生产，在他说这是恢复禅门农禅并重的家风，事实上也是迎合新政权的宗教政策。

　　1953年，巨师与陈铭枢、赵朴初、吕激、周叔迦等发起组织中国佛教协会，巨师任筹备处副主任。协会成立，圆瑛法师当选会长，喜饶嘉措当选第一副会长，赵朴初居士当选第二副会长兼秘书长，巨赞、周叔迦当选副秘书长，吕激等当选常务理事。1957年，巨赞当选佛协副会长，后来从事《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中有关佛教部分的编审工作。并主持《现代佛学》与《法音》杂志。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巨师也受到冲激，被捕系狱。详情如何，以资料欠缺，不得而知。在1980年再版的《灵隐小志》，书后附印有他所增加的《还斋吟草》，有诗三十余首。其中有一首《一九七五年出狱后书感》：

　　不婚不宦情如洗，独往独来无所求，

　　收拾乾坤归眼底，一肩担却古今愁。

　　1975年是文化大革命末期，由诗题来看，他被捕系狱达十年之久。同集中另有一首《昭雪谢沈公端先》，所谓昭雪，当然是指系狱得以昭雪而言，诗曰：

　　漓江清澈底，巨象卫关津，

　　一任封姨妒，终逢万木春。

　　壮怀耀艺苑，辣手洗嚣尘，

　　饥溺同人己，昭苏及眇身。

　　1984年，巨赞年77岁，病逝于北京，僧腊52年。

　　巨赞法师，敏而好学，博闻强记。他洞达世学，博通三藏，对先秦诸子，宋明理学，以至于科学哲学，莫不涉猎，通达英、日、德、俄诸国文字，晚年犹孜孜不倦学习法文。他志向高远，爱国忧民之心至切，舍身为法，不惮辛劳，生逢乱世，以致一生曲折多变。

　　他生平着述颇多，主要的论文有《评熊十力所着书》、《佛教的回顾与前瞻》、《龙树提婆与无着世亲》、《道安法师传》、《鸠摩罗什法师》、《法显玄奘两大师》、《天台与嘉祥》、《禅宗的思想与风范》、《华严宗的传承及其他》、《般若思想在中国汉族地区的发展》、《关于玄奘法师的会宗论》等。故佚的撰着及论文已无可考。

　　巨赞晚年，写有《咏怀四律》，从这些诗中，或可略窥他内心的思想及所感，诗中有“夸克”、“核酸”等名词，都是科学上的新名词，可见此老思想新颖。

　　巨赞的剃度师却非和尚，遗留有《萍栖诗抄》小册，集中有《答巨赞来书》，推测是巨赞出家后未久，却非以诗答他的来信。这首诗，语含禅机，不忍割舍，录之如下：

　　浮生逢末劫，据事应三斟，

　　破瓦伏凉鼠，瓜田避盗心。

　　立身同美玉，择木似良禽，

　　莫昧于来去，古人耻拾金。

　　此文原载《中国近代佛门人物志》

　　台北慧炬出版社，1998年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