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宗教人士为了传教的需要,把宗教附会于自由民主的现代理念。典型的是,部分基督新教徒认为是基督教促成了自由民主社会的产生,例证是现在发达的民主国家大都是基督教国家。
这是对历史的盲视。西方民主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古希腊的文明(雅典学院是由基督教皇帝关闭的,新教又把责任推到天主教身上,那时还没有天主教,天主教要到6、7世纪的法兰克王国时才形成,那时还是原始基督教),另一个是日尔曼的原始共产公社和贵族共和制度。还有一个典型的反证,埃塞阿比亚,黑非洲的贫困国家,她比古罗马归顺基督教还早,也许是世界上最早归顺基督教的国家,她不是天主教,应该是原始基督教。
这种错误,来源于对宗教内容的片面分析。其实每种不究竟的宗教内容,都有内部的两种张力因素,相互矛盾的方面。比如基督教宣扬,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但同时称世上的一切王都是上帝的旨意,这就是民主与专制的张力。儒家宣扬,君君,臣臣,同时也称君为轻,民为重,这也是民主与专制的张力。如果割裂了这种张力,就会得到荒唐的结论。
现在回到我们的主题:佛教的普世价值。
现在大部分的中国人认为:佛教就是烧烧香,拜拜佛,比基督教俗多了。这是中国佛教衰落后,给人带来的印象。那什么是真正的佛教?先看看诸佛偈: 诸恶莫做,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
许多人已经不知道,从阿育王到迄今300年前,佛教基本上一直是世界上的第一大宗教。佛教在宗教中有最大的包容性,甚至比儒教的包容性还大。儒家的包容性,儒家认为到自身应该限制在日常伦理的范围内,而宽容其他宗教在出世价值的作用。而佛教无论出世价值和入世价值都包容,出世价值以阿罗汉为代表,入世价值以菩萨为代表。
无论是专制国家,还是民主国家,佛教都可以起到主要的伦理价值。释迦牟尼在世时,许多君主制国家和民主制国家都皈依了佛教,其中有一个拔耆共和国。
佛教的民主价值。释迦牟尼创立了世界上最早的民主社团之一:僧伽。僧伽是以共同信仰为基础的,和平民主社团。僧伽内部没有任何暴力惩罚措施,最大的惩罚措施是,开除僧团,不理此人。内部事务表决,完全具有现代民主色彩,具戒者,即比丘,一人一票制,通过三白,即三次声明宣读,辩论后,按多数通过。释迦牟尼也只有信仰权威,没有强制权威。曾经有一个僧团发生争执,释迦牟尼前去调停亦不可决。释迦牟尼就离开此地到山林入定,僧团后悔,向释迦牟尼忏悔。现在的所有民主社会,均是暴力得到的,只不过暴力程度不同。现在的民主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力,一般需要加上保护少数人的权利才能保证完整的民主,德国纳粹就是通过民主上台的。
佛教的平等价值。佛教讲佛法面前众生平等,基于缘起的佛法是一切众生的规律,包括佛菩萨。这从最根本上彻底铲除了特权者。(而基督教的上帝是特权者)
佛教的博爱价值。佛教的慈悲观,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甚至包括一切地狱魔鬼众生,在这点上远远超越了基督教。基督教对异教徒和撒旦使者并不怜悯。
佛教的自由价值。佛教认为奴役和专制是不自由的。如果一个人伤害了别人,必然带来恶报。比如甲奴役欺负了乙,将来可能反过来乙奴役甲,接着甲又奴役乙,了无尽头。这都是人在无知中破坏了自由,这是荒乱的状态。真正的自由,是两人和解,将奴役抛弃。
佛教的道德价值。佛教的五戒是普世价值:不杀生,不偷盗,不奸淫,不妄语,不饮酒。而基督教的十诫不全是普世价值,比如,不准称耶和华的名,不准信其他神。
佛教的财富价值。许多人对佛教的印象是消极的。佛教徒分为出家众和在家众,出家众只占很小的比例。佛教希望在家众能够合法地获得更多的财富。释迦牟尼曾经亲自教导在家众怎样理财,教导国王布施的功德。佛教的财富观:没有对金钱的贪心,合法地获得更多财富,用来布施需要的人,懒惰的人如果没有前世的福分,没有致富的因缘就会受穷。
佛教的生态价值。佛教不杀生的对象包括动物,包括毒杀和烧杀等,严重污染就是毒杀动物。对植物山水河流等自然环境,佛教认为大部分是其他界众生的住宅,不能随便破坏。
佛教的科学价值。佛教整体的宇宙观和物质观、心理观比其他宗教都更符合现代科学的发展。爱因斯坦和罗素均不信仰人格神,但对佛教都有很高的评价。爱因斯坦说,他不信仰宗教,如果非要他信仰,他宁可选择佛教。
现在的中国处于道德的沦丧期,传统的道德价值被破坏,官方的意识形态道德价值早已无法为继。所以出现了各类气功热潮和基督教崛起。而现代的民主自由道德价值并不能独立支撑一个民族的道德,这被西方的主要国家的科学技术、民主人权、宗教伦理的三轴合为一体所证明。
但我认为佛教更具有普世价值,恢复本来面目的佛教精神,应该成为中国未来的主流精神。
英国哲学家汤恩比博士说:“解决二十一世纪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这句话出自外国人口里,的确令人感慨,外国人尚且有如此深刻的见解,而我们国人却在追逐名利物欲的过程中逐渐忘失了人类的道德良知,放弃了中华文明的精华,真是“身在宝山,空手归”。孙中山先生当年就曾明确地说:“佛教乃救世之仁,佛教是哲学之母,研究佛学可佐科学之偏。国民不可无宗教思想,盖教有辅政之功,政有护教之力;政以治身,教以治心,相得益彰,并行不悖”。(可惜中山先生壮志未酬英年早逝,这是长期饱经苦难的中国人民极大不幸),科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外求诸物”,而人在道德良知自律上则是不断反省返求诸己的,中山先生所说的“可佐科学之偏”大概是指这一点吧,救人、救国之仁不一定可以救世,但是救世之仁一定可以救人、救国,所以中山先生所说的救人、救国之仁也是包含在救世之仁之中的。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可见由诚敬于正见而立的道德良知是道德体系的基础和根本所在,“譬如一切城邑聚落,皆依大地而得安住,一切药草卉木丛林,亦皆依地而得生长,此十善道亦复如是。”有人认为道德有新道德旧道德之别,道德有历史性有阶级性,这种观点其实是狭隘短视的见解,事实上某些官方意识形态的道德的确会因民心向背或某些原因而过时,而且也不一定适用于他国,而人类共同的道德律则是不论种族、信仰的本性之德,是一直存在于人类社会并且超越时空的。
自古以来,不伤害他人乃至亲亲而仁民、仁民爱物,不偷盗公私财物乃至义利节用、济贫救困,不邪淫而贞良守礼夫妻相敬,不妄言而诚实守信,不两舌而无人前人后搬弄是非,不恶口而出言慈和文明,不绮语而言说质直有礼,不滥用麻醉品等道德原则都是超越时空的人类社会公认道德准则。一个人人比较遵从公认道德准则的社会,自然会有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也会有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文: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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