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贯中三题——欧阳健
发布时间：2022-11-22 09:12:57作者：楞严经讲解网
罗贯中三题——欧阳健
罗贯中三题
欧阳健
罗贯中是古代小说的一代宗师和巨匠，他的里程碑式的作品《三国志演义》，以广泛的群众性与永久的生命力，赢得了中国小说史上的不朽地位；他首创的“演义”这一中国独有的文体，更成了后世小说家遵循效法的典范。
鉴于他存留的文献非常之少，仅有的材料又存在相当大的歧义，最要紧的莫过于根据现存版本的题署，首先确定他小说家的身份与应享的著作权。文学作品毕竟是作家的产儿，小说版本本身留下的印记，特别是正文卷端的题署，是确定作者情况的最重要依据。现存明刊《水浒传》繁本如嘉靖本《忠义水浒传》、袁无涯本《忠义水浒全传》，卷端均题：“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据此，可判定施耐庵和罗贯中《水浒传》作者的身份。题署还揭示了两位作者的分工：施耐庵的工作是“集撰”,罗贯中的工作是“纂修”.“撰”有“聚集”、“编集”的意思，又有“著作”、“著述”的意思。鲁迅先生曾说过“《水浒传》是集合许多口传或小本‘水浒’故事而成”[1]的话，“集撰”和“纂修”二语，极为得宜地概括了施、罗对《水浒传》成书的贡献，这和高儒《百川书志》所录之《水浒传》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是完全一致的。现存明刊《三国志演义》版本如嘉靖壬午（1522）刊本、周曰校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等，卷端均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闽书林杨美生刊本《三国英雄志传》，卷端题：“晋平阳侯陈寿志传，元东原罗贯中演义”.陈寿是晋代杰出史家，《三国志》早被誉为古代良史之一。罗贯中将《三国志》“编次”、“演义”为长篇小说，他的《三国志演义》作者的身份，在题署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以上述题署为基点，可引出关于罗贯中的三点重要判断。
一、罗贯中的时代
杨美生刊本《三国英雄志传》、刘荣吾刊本《三国志传》题“元东原罗贯中演义”,均称罗贯中为元人；熊飞馆《英雄谱》本题“元东原罗贯中编次”,三馀堂本《三国英雄志传》题“元东原罗贵志演义”,亦皆指罗贯中为元人。周曰校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明书林周曰校刊行”,虽未标示罗贯中的朝代，实亦视其为明代以前的人。能够证明罗贯中为元人的现存材料，最有份量的是《录鬼簿续编》：
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馀年，竟不知所终。
《录鬼簿续编》作者称罗贯中是他的“忘年交”,他在至正甲辰（1364）之后又活了六十馀年，可见是二人中年轻的一位。他至正甲辰与罗贯中已是“复会”,表明其时至少应在二十岁以上，罗贯中则也不应小于四、五十岁。鲁迅先生说：“自《续录鬼簿》出，则罗贯中之谜，与昔所聚讼者，亦遂冰解，此岂前人凭心逞臆之所能至哉！”[2]《录鬼簿续编》蓝格抄本未题撰人姓名，亦不载序文题跋，论者因其附于贾仲明增补本《录鬼簿》之后，遂定为贾仲明所作。张志合先生举出五条证据，证明《录鬼簿续编》的作者不是山东人贾仲明，而是一位长期生活在杭州的人（或者就是杭州人），罗贯中与他“复会”的地点，就在杭州，[3]这就把罗贯中的活动从时间与地点的交点上确定下来了。
能证明罗贯中为元人的材料，还有《赵宝峰先生文集》卷首《门人祭宝峰先生文》：
至正二十六年岁次丙午十二月戊申朔越十二日己未，门人乌本良、郑原殷、冯文荣、罗拱、方原、向寿、李善、乌斯道、王真、顾宁、罗本、翁旭、王桓、洪璋、徐君道、方观、裘善缉、李恒、翁昉、岑仁、王慎、童惠、王权、高克柔、顾勋、王直、叶心、裘重、周士枢、郑慎、茅甫生等，致祭于故宝峰先生赵公之柩曰：人生天地之中，在明此道而已。夫君臣、 父子、兄弟、夫妇、长幼、朋友，有尊卑等级，忠孝信义，恭敬慈爱，亘万古而不变于此道也。始先生与二三亲朋，讲明此道，上师杨文元公，有得于反观灼然，信夫古圣之学，不外乎此，以为三代之政可行，百家之言可，挺然而立，毅然而行，时人争窃议，且詈且排，先生不惑纷呶，自守不渝。生等耳闻面命，获与斯学，刻骨铭心，曷为可报？常期先生道行于时，匡济斯民，奈何一疾竟殂，莫伸己志。呜呼痛哉，是天丧先生之道耶？先生之道已在于世耶？ 抑先生之有同德者存其然耶？呜乎，心无死生，此先生平生之言。先生精神何往何来，何生何死。一奠告哀，惟神鉴之。
赵宝峰门人中有一位“罗本”,据叶逢春本、熊清波本、郑少垣本、郑云林本、熊冲宇本、周曰校本等题“罗本贯中编次”或“贯中罗本编次”,及郎瑛《七修类稿》、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等称罗贯中名本，字贯中，这位“罗本”很可能就是罗贯中。赵宝峰门人的名单实有两份，除祭文所列外，黄宗羲原本、全祖望补定的《宋元学案》卷九十三还录有一份：“陈文昭、桂彦良、乌本良、乌斯道、向寿、李善、罗拱、方原、王桓、叶心、李恒、郑原殷、冯文荣、王真、顾宁、罗本、翁旭、洪璋、徐君道、方观、裘善缉、翁昉、岑仁、王慎、童惠、王权、高克柔、顾勋、王直、裘重、周士枢、郑慎、茅甫生。”两份名单人数、排列次序都有不同。《宋元学案》以陈文昭居首位，据雍正《慈溪县志》卷三《名宦传》载，陈文昭：“至正甲午（1354）进士，为慈令，抚摩穷困，斥逐豪强，民被其惠。”又光绪《慈溪县志》卷二十五《赵偕传》载：“邑令陈文昭诣门请业，行弟子礼，偕以治民事宜告之，文昭是以得民心。”可见，陈文昭并不是赵偕的门人，只是以县令的身份“行弟子礼”而已，黄宗羲在近300年后将他排在门人首位，显然是由于他的社会地位。《门人祭宝峰先生文》的名单，则是祭奠时排定的，内中比《宋元学案》少陈文昭、桂彦良二人，当是未曾到场之故。按照门人相互“序齿”的通例，《祭宝峰先生文》的名单显然是按长幼顺序排列的。如乌氏本良、斯道兄弟是慈溪著名人物，时称“二乌”,《宋元学案》因记忆连及，遂将二人排在一起，祭文却分别排在第1位和第8位，就是因为“序齿”的缘故。据郑梁《乌斯道先生传》，乌斯道生于延佑元年（1314）；排在第6位的向寿，据《慈溪县志》向寿、向朴父子传记推算，约生于至大三年（1310），较乌斯道为长，所以排在他的前面。第13位的王桓，据《慈溪县志》载：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召见便殿，呼为“老学士”.洪武四年朱元璋已四十三岁，王桓至少应在五十岁以上。洪武十二年（1379）王桓致仕，年龄应过六十，生年当在延佑六年（1319）以前，比乌斯道要小，所以排在他的后面。有人认为第24位的高克柔是“高柔克”之误，他就是作《琵琶记》的高明；高明大于乌斯道反排在其后，证明名单不是以长幼为序。但说高克柔是“高柔克”并无根据，因为两份名单都作高克柔。况且按尊师的礼仪，门人对师长应一律称名，如乌本良字性善，乌斯道字继善，向寿字乐中，王桓字彦贞，在祭文中都一律署名，就是明证。高明，字则诚，着有《柔克斋集》；如果他也是赵偕的门人，在祭文中居然不署名，甚至不署字，却用了一个别号，就实在太出格了。所以说高克柔就是高明，甚至说罗贯中和高则诚是“同学”,都是可以断然否定的。《门人祭宝峰先生文》的价值是：它确凿指明罗贯中在至正二十六年（1366），以“门人”的身份在慈溪参加了祭奠赵偕的活动；其时与至正甲辰（1364）在杭州与《录鬼簿续编》作者复会，只隔了两年。这就又一次把罗贯中的活动从时间和地点的交点上确定下来了。
按祭文名单之长幼顺序，排在第11位的罗本，恰处在向寿（1310年生）、乌斯道（1314年生）与王桓（1319年以前生）之间，他的年龄应较向寿、乌斯道小，而较王桓为大，推断生于延佑二年（1315），当不至有多少误差。至正甲辰（1364），罗贯中恰为50岁，《录鬼簿续编》的作者此后又活了60馀年，其时当在20岁左右，二人适可称“忘年交”.从延佑二年（1315）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元朝灭亡，罗贯中在元代整整生活了53年，称他为“元人”是不错的；当然，他又是由元入明的人，称为“明人”也是对的。
至于《三国志演义》的写作年代，柳存仁先生曾推测：“大约在至治本《平话》刊刻之后四十年左右，罗贯中颇有可能撰写《三国志传》，其后遂为其他各本《三国志传》之所宗。”[4]从至治年间（1321-1323）建安虞氏刊《全相平话三国志》下推40年，则为1363年，其时仍当至正二十三年，距元亡尚有5年左右的时间。通过具体版本的考证，《三国志演义》可能于明初开笔，其第十二卷的写作，不早于洪武三年（1370），全书初稿的完成，当在洪武四年（1371）以后。[5]以《三国志演义》所涉及历史事件的纷繁复杂及所总结的处事之道的老到峻刻，没有广博知识和丰富阅历是难以胜任的。处在初步实现安定统一环境里的50多岁的罗贯中，着手撰写这样一部巨着，主客观因素可以说都是具备了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术界有人主张《水浒传》、《三国志演义》是明代后期的作品，他们的“文献依据”是：现存最早的《水浒传》、《三国演义》版本都出在嘉靖以后。这种见解，乍一听去好像很“唯物”,很重视“实证”,但只要稍微追索一下，就可发现它是建立在如下“假设”之上的：过去刊刻的所有《水浒传》、《三国演义》版本，全都得到了妥善保存，无一湮没，无一损失；既然现在没有嘉靖前的《水浒传》、《三国演义》的版本，就证明《水浒传》、《三国演义》只能成书于明代后期。--谁都明白，这种假设和推断都是不合事理的。陈寅恪先生说：“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馀断片，以窥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6]通俗小说的时代虽较先秦诸子为晚，但所受到损害可能更为严重。且不说历代统治者对通俗小说的疯狂禁毁，单是传统的偏见就是它大量湮没的根由。通俗小说固然受到普通读者的欢迎，但越是畅销的东西就越容易湮没。对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闲书”,谁也不会郑重地加以收藏；官私藏书楼阁一律不收平话小说，就是铁的证明。直到二十世纪初现代图书馆创建之时，鄙弃通俗小说的状况也不曾有丝毫改善。鲁迅先生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书说：“京师图书分馆等章程，朱孝荃想早寄上。然此并庸妄人所为（钱稻孙、王丕谟），何足依据。而通俗图书馆者尤可笑，几于不通。仆以为有权在手，便当任意作之，何必参考愚说耶？教育博物馆素未究，必无以奉告。惟于通俗图书馆，则鄙意以为小说大应选择，而科学书等，实以广学会所出者为佳，大可购置，而世多以其教会所开而忽之矣。”[7]名为“通俗图书馆”却不收藏通俗小说，实不能怪主持者之“庸妄”[8],乃社会风气使之然也。鲁迅先生撰《中国小说史略》时，因看不到小说的“旧本”,惹得他1924年3月3日在此书《后记》中喟叹道：“识力俭隘，观览又不周洽，不特于明清小说阙略尚多，即近时作者如魏子安、韩子云辈之名，亦缘他事相牵，未遑博访。况小说初刻，多有序跋，可借知成书年代及其撰人，而旧本希觏，仅获新书，贾人草率，于本文之外大率刊落，用以编录，亦复依据寡薄，时虑讹谬。”按照“版本根据论”的逻辑，假如所有明版《三国志演义》全部湮没（这并非危言耸听，现今的状况离此无非一步之遥），只留下最流行的“新书”毛评《第一奇书》，有人以此为“物证”,断定《三国演义》是清人作品，你能用什么来反驳呢？
常识告诉我们，人都具有过去、现在、未来的观念或感觉，这种“时间感”决不会误差到离奇的程度。既然有那么多明人说罗贯中是元人，说明在他们的“时间感”里，罗贯中生活的时代比自己要早得多；还有一位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馀》中甚至称“钱塘罗贯中本者，南宋时人，编撰小说数十种”.田汝成是嘉靖五年（1526）进士，史称博学，谙晓前朝遗事，设若《三国志演义》真的首次在嘉靖时出现，田汝成读到的就是一本就是一本从未听说过的新书，罗贯中差不多就是他的同时代人了，他怎么会糊涂到以为是200多年前的南宋人呢？
二、罗贯中与施耐庵的关系
关于罗贯中与施耐庵的关系，近年来出现了某种企图加以弱化甚至完全抹杀的倾向，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对中国小说史研究来说，也是非常危险的。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云：“元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其门人罗本亦效为《三国志演义》。”明确说罗贯中是施耐庵的“门人”.从《三国志通俗演义》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的规格（陈寿非“平阳侯”而是“平阳侯相”[9],如此题署实出揄扬之心），以观《水浒传》“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的题署，足以证明罗贯中对施耐庵的尊重和推崇。《兴化县续志》载王道生《施耐庵墓志》，也说罗贯中是施耐庵的门人，且谓施耐庵“生于元元贞丙申岁（1296），为至顺辛未（1331）进士。曾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里，闭门著述，追溯旧闻，郁郁不得志，赍恨以终”.施耐庵比罗贯中大19岁，他在钱塘为官（或辞官以后在杭州逗留）期间，罗贯中已届成年，亦正活动于浙江钱塘、慈溪一带，闻施耐庵之名而执弟子礼，实在情理之中。
《录鬼簿续编》说罗贯中“与人寡合”,且“遭时多故”,内涵着极其丰富的潜台词。王圻《稗史汇编》说他是“有志图王者”,顾苓《塔影园集》说他曾“客霸府张士诚”,徐渭仁《徐钠所题水浒一百单八将图题跋》甚至说他“客伪吴，欲讽士诚，继成一百二十回（指《水浒传》）”,恐怕就是“与人寡合”的真正原因。须知施耐庵与张士诚也有密切关系，耐庵遗曲《秋江送别--即赠鲁渊（道原）刘亮（明甫）》，提供了不少世人不知的信息。据史载，张士诚据吴之后，“东南之士，咸为之用”,杨维祯、俞思齐、陈基、王逢、高启、鲁渊等都对他抱有真诚的幻想，后来又对张氏集团的日渐骄奢感到失望。这种矛盾的心态，在《秋江送别》中有很真切的流露：“记当年邂逅相逢，玉树蒹葭，金菊芙蓉，应也声同。”记鲁渊、刘亮与施耐庵之邂逅相逢，彼此间心绪都甚佳，当是初入张幕之时。然而曾几何时，施耐庵却发出了“五年随断梗，千里逐飘蓬”的哀叹。“断梗”、“飘蓬”,原用以比喻飘流无定之状，此处是讥刺张士诚为无本之木，无根之萍，而自己误走一着，盲目地随波逐流，弄得个了无结果。“千里”为概指，兴化至苏州，约近千里；“五年”则是实指。经刘冬先生考证，至正二十三年（1363）九月，鲁渊因谏阻张士诚称吴王，辞去博士之职，离开苏州返回故乡，故有“秋江送别”之举。从至正二十三年倒数上去，则他之入张士诚幕，应在至正十八年（1358）：这就“第一次获得了施耐庵于何时何地作何事--这样一个具体的支撑点”[10].这个支撑点是否可靠？按顾逖《赠施耐庵》诗中，有“君自江南来问津，相逢一笑旧同寅”之句。顾逖是兴化人，对刚从苏南回到兴化的施耐庵说“自江南来”,自无疑义；而顾逖为至正间进士，至正十九年至二十二年（1359-1362）任松江同知，后迁嘉兴路同知，都在张士诚治下（虽然名义上是在元王朝体系下为官），恰可称施耐庵为“同寅”.鲁渊洪武九年（1376）在《岐山鲁氏宗谱自序》中，追述自己参与张士诚集团的历史，就有不少涂饰之词，如：“任江浙儒学副提举，丞相命也。”“张士诚据吴，以礼来聘，除国子博士，闻之惊悸，是狂痫疾，或披发行歌于市，冬十月患怔怖，复患羸疾，遂解。”鲁渊为什么要在历史问题上含混掩饰？
又，施氏十六世孙施占鳌于咸丰壬子（1852）所写《庵公生原迁籍志》，记淮安袁吉人陪他步达施耐庵的书室，及袁林甫介绍施耐庵的事迹云：“庵公书斋平屋三间，中有积土，隔有木桌凳，窗楞下间贯中寓。……大人（袁林甫）对鳌云：‘庵公着《水浒传》到七十五回，小人当道，奏主。……圣旨下，庵公接旨，随至金陵下狱。时庵公五四，居狱七载。狱中作《封神榜》一部。军师刘伯温伺至狱宅，目过其书，乃叹矣，代奏太祖，耐庵书悠（谬）。主公准本，耐庵释回。耐庵回此闭门作述，每一成稿，隔山门人贯中校对。时耐庵体弱，年七十五辞世。’”这份材料出自施氏后人转抄，错误不少。但它至少可以证明，直到咸丰二年（1852），淮安还流传着施耐庵与罗贯中的传说，且能确指施、罗的住房与书斋。关于罗贯中与施耐庵之关系，此文用了“隔山门人”的提法，尤为别致，适可证明他非“及门弟子”.联系《三国志通俗演义》卷十一《诸葛亮二气周瑜》，叙及“拖篷船”时有夹注云：“此船极快，两浙人呼刳子船，淮南呼艇船。”据此，“知罗贯中曾活动于两浙及淮南一带，故对于当地的舟船及方言颇为熟悉”[12],他来到过淮安，应是没有疑问的。
胡应麟说，罗贯中是“效《水浒传》为《三国志演义》”的，可见他认定《水浒传》成于《三国志演义》之前。持同一看法的还有章学诚，《丙辰札记》说：“《演义》之最不可训者，桃园结义，甚至忘其君臣，而直称兄弟。且其书似出《水浒传》后，叙昭烈、关、张、诸葛，俱以《水浒传》中萑苻啸聚行径拟之。诸葛丞相，生平以谨慎自命，却因有祭风及制造木牛流马等事，遂撰出无数神奇诡怪，而于昭烈未即位前，君臣僚寀之间，直似《水浒传》中吴用军师，何其陋耶！张桓侯，史称其爱君子，是非不知礼者，《演义》直以拟《水浒》之李逵，则侮慢极矣。”有人曾举《水浒传》第九十回桑家瓦勾栏说《三国志》评话“关云长刮骨疗毒”与嘉靖本《三国志演义》“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文字差别为例，想证明《水浒传》成书于《三国志演义》之后，乍看起来好像很科学，实际上却是完全靠不住的。黄人《小说小话》说：“平话别有师传秘笈，与刊行小说互有异同。”[13]道出了小说的两种传播方式--瓦舍演说与书坊刊刻的异同。说书原无定本，全靠艺人的临场发挥；不要说不同师传的秘笈会有差别，同一艺人在不同场合说的也不会完全一致。“说三分”从宋元时期起，就是活在民众口头的文学，从总体上说应该是相当出色的，否则就不可能吸引听众，瞽者的“衣食”就“缘”不成了。现存的《三国志平话》的“粗陋”,根子多半在记录整理者的内在素质与工作态度，并不代表当时的真实水平。《水浒传》记桑家瓦勾栏所说《三国志》评话，可以相信是元末民间演说《三国》的实况记录，并不一定要据嘉靖本《三国志演义》抄录才行。*
可以肯定的是，明代文人都承认罗贯中协助施耐庵完成《水浒传》，而后又独立写出《三国志演义》的事实。李贽《〈忠义水浒传〉序》说：“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是故愤二帝之北狩，则称破大辽以泄其愤；愤南渡之苟安，则称灭方腊以泄其愤。敢问泄愤者谁乎？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也，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是故施罗二公传《水浒》，而复以忠义名其传焉。”李贽在这段话中，两称“施罗二公”,可见在他心底里，对他们怀有多么崇敬的感情！施罗二公，犹如小说史上的双子星座，他们的伟大成就与亲密关系，在中国文学史上恐怕连“屈宋”、“元白”也难望其项背，惟“光焰万丈长”的“李杜”,方可与之媲美。有人想抹杀施耐庵以抬高罗贯中，决非明智之举。
三、罗贯中应享的著作权
田汝成说，罗贯中“编撰小说数十种”,黄人也说：“闻罗贯中有《十七史演义》，今惟《三国演义》流行最广。”[14]罗贯中着有《十七史演义》，暂时虽找不到什么证据，但他是位多产的小说大家，无疑是可以肯定的。除了《水浒传》、《三国志通俗演义》外，中国第一部长篇神怪小说《北宋三遂平妖传》四十回本，署“宋东原罗贯中编”,乃是他完整艺术构思的结晶[15].讲史小说《残唐五代史演义传》、《隋唐两朝志传》等，据版本题署也都是他的作品。近年来，对《残唐五代史演义传》、《隋唐两朝志传》是否出罗氏手笔，颇有学者提出质疑的意见。我以为，对此应采取“无罪推定”的原则，即在没有过硬反证的情况下，还是信任版本自身的题署为好。《残唐五代史演义传》我已另有专文讨论，现谨就《隋唐两朝志传》问题作一点辨证。
《隋唐两朝志传》十二卷一百二十二回，今存万历四十七年（1619）姑苏书林龚绍山刊本，卷端题“东原贯中罗本编辑，西蜀升庵杨慎批评”.由于现存版本刊刻年代较晚，加之此书“在故事情节关目及用语方面，俱于《三国》倚赖甚深”[16],颇有学者对所题“贯中罗本编辑”持怀疑态度，甚至否定它是罗贯中的作品。
此书有林瀚《〈隋唐志传通俗演义〉序》，对版本来源和编订经过作了说明：“罗贯中所编《三国志》一书，行于世久矣，逸士无不观之。而隋唐独未有传志，予每憾焉。前寓京师，访有此书，求而阅之，始知实亦罗氏原本。第其间尚多阙略，因于退食之暇，遍阅隋唐诸书所载英君名将、忠臣义士，凡有关于风化者悉为编入，名曰《隋唐志传通俗演义》。盖欲与《三国志》并传于世，使两朝事实，愚夫愚妇一览可概见耳。予既不计年劳，抄录成帙，又恐流传久远，未免有鲁鱼亥豕之讹，兹更加订正，付之剞劂，庶几观者无憾。”孙楷第先生以为：“所载瀚序，盖依托耳。”[17]故考定此序是否出林瀚之手，乃确认罗贯中著作权之关键。
据《明史》卷一百六十三本传，林瀚（1434-1519），字亨大，号泉山，闽县人。父元美，永乐末进士，抚州知府。瀚举成化二年（1466）进士，授编修。弘治初，召修《宪宗实录》，充经筵讲官，稍迁国子监祭酒，进礼部右侍郎，十三年（1500）拜南京吏部尚书。正德元年（1506）改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瀚素刚方，与守备中官不合，内臣进贡道其地者，瀚每裁抑之，刘瑾恨之，二年（1507）闰正月谪浙江参政，致仕。正德五年（1510），刘瑾伏诛，复官，致仕，卒谥文安。《明史》卷九十九着录《林瀚集》二十五卷。《〈隋唐志传通俗演义〉序》题“时正德戊辰仲春花朝后五日，赐进士出身资政大夫南京参赞机务兵部尚书致仕前吏部尚书国子监祭酒左春坊左谕德兼经筵日讲官同修国史三山林瀚撰”.戊辰为正德三年（1508），恰在刘瑾宣示林瀚等为“奸党”的正德二年（1507）与刘瑾伏诛的正德五年（1510）之间，故林瀚署“致仕前吏部尚书国子监祭酒”,职衔毫无错误，决非随意伪托者。孙楷第先生误以戊辰为正德二年，故说：“二年二月，瀚方降谪被罪，似不应迳称以兵部尚书致仕也。”[18]
《林瀚集》二十五卷未见。福建省图书馆藏明刊残本《林文安公文集》，仅存卷十五至卷十九，其中卷十五、十六、十七为记，卷十八、十九为书简。今阅卷十八有《复江西提学宪副蔡介夫书》，中云：“所寄新梓《欧阳行周公文集》一部，斯盖世范、世平二庄兄弟留心数十年间，方得成之，兹又遇阁下作序，表章以传，诚为斯文至幸。况老夫亦得以厕衔其间，尤出望外；但前序中请露贱名，以示将来，则又幸之又幸也。刊板不知今在何处，更希笔示为爱。”卷十九有《寄林见素都宪公书》，中云：“黄姚二都运奉至《西征集》见示，请序其前。留阅诗文诸作五旬，篇篇高古奇杰，豪气逼人，不觉老眼顿醒，叹羡不已。顾自揣庸耄，何能以举此笔？坚辞弗获，遂勉撰数语，塞责不文，甚可愧也。其润笔彩币二端，璧归二友。须再求台阁钜公序之，必如序韩文得李汉，序《邹忠公集》得李忠定，则见素斯集益崇重于天下后世无疑矣。”这些书简，可见林瀚对于整理刊行文集的热心，与为人作序的认真态度，这与《〈隋唐志传通俗演义〉序》中“若予之所好在文字，固非博弈技艺之比，后之君子能体予此意，以是编为正史之补，勿第以稗官野乘目之，是盖予之至愿也夫”是一致的。而他在正德年间将此书付之剞劂，主客观条件也都是具备的。
林氏门第之盛，甲于三山。据《明史》、《福州府志》载，林瀚次子林庭[木+昂],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擢右副都御史，历工部右侍郎，拜尚书，加太子太保；三子林庭杓，以荫入学，曾任庆远知府九年，将赴吏部，卒于途；季子林庭机，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擢南京祭酒，累迁至工部尚书。庭子林炫，正德九年（1514）进士，授礼部主事，嘉靖初以议大礼忤执政，家居，后起官至通政司参议；庭机长子林[火+廉],嘉靖二十六（1547）进士，迁国子祭酒，万历元年（1573）进工部尚书，改礼部；庭机次子林烃，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授户部主事，终南京工部尚书致仕。林氏三世五尚书，皆内行修洁，为时所称；林瀚、林庭机、林[火+廉]三世为祭酒，亦为前此所未有。据《福州府志》卷七十二《艺文志》，林庭[木+昂]有《康懿公文集》十卷，林廷机有《世报堂稿》十二卷，林炫有《刍荛馀论》，林[火+廉]有《学士集》十六卷，林烃有《覆瓿集》八卷，林炫子林世璧有《彤云集》、《小窗纪闻》。其中，林炫的《刍荛馀论》和林世璧的《小窗纪闻》，都归在“说家类”.《福州府志》卷六十《文苑》有《林世璧传》：“少有俊才，为诗歌古文词，豪宕俊爽。嗜饮，每酣起舞微吟，则家僮储笔砚以俟，少选，数十纸立就。天才蹀躞，时有不经人道语，苦思者不及也。着有《彤云集》六卷。客问世璧：海内谁可与谈诗者？世璧瞠视良久，曰：‘独郭稚源可耳。’稚源，古田郭文涓也，以贡举应天乡试，官保定同知者，着有《享帚集》。”万历四十七年（1619）龚绍山刊行此书时，林家一门依然兴盛，书贾当不敢冒其先人之名以作伪。
第一百回“李太白立扫番书”、第一百一回“华阴李白倒骑骡”,与第百十九回“韩文公上佛骨表”、第百二十回“韩文公雪拥蓝关”,以较大篇幅插叙了唐代两大文豪李白与韩愈的故事，亦为长篇讲史文体之一大创举。关于李白的出身，此书叙翰林学士贺内干奏曰：“先因绵竹县令贺知章家一使女名曰秀春，尝在锦江洗菜，忽然跳一鲤鱼入篮，其女取鱼归家食之，因而有孕。后生一子，容貌希奇，身体端严，知章异之，取名李白。”将李白经贺知章（659-744）推荐供奉翰林，说成是别一翰林学士“贺内干”所荐；又不取《新唐书》卷二百二“文艺中”:“白之生，母梦长庚星，因以命之”的传说，而曰贺知章使女秀春锦江洗菜，鲤鱼入篮，食而有孕以生李白，也都显出早期话本的印记。关于草答番书一事，唐刘全白贞元六年（790）撰《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云：“君名白，广汉人。天宝初，玄宗辟翰林待诏。因为《和蕃书》，并上《宣唐鸿猷》一篇，上重之。”唐范传正元和十二年（817）撰《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云：“公名白，字太白。天宝初，召见于金鸾殿。玄宗明皇帝降辇步迎，如见园绮。论当世务，草《答番书》，辩如悬河，笔不停辍。玄宗嘉之，以宝床方丈赐食于前。御手和羹，德音褒美。褐衣恩遇，前无比俦。遂直翰林，专掌密命。既而上疏请还旧山。玄宗甚爱其才，或虑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温室树，恐掇后患，惜而遂之。”[19]当系实事。《隋唐两朝志传》录契丹番书曰：
朕思契丹国居边夷，天寒地凉之乡，万物希生之地。近闻中华礼乐之邦，冬暖夏凉，春花秋月，奢华富贵。此是苦乐不同，朕情不满。自古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为此遣使赍书，早达中华。若存国礼，罢战停征，欲持雄兵百万，勇将千员，随驾来游南国，赏翫中华。御林池权将饮马，上林苑暂借屯兵。坐内殿朕歇欲息，琼林库借赏三军。如若肯否，早与回文；倘若不从，速达见报，选日兴兵，来征唐国，取中原四百军州，改为番家一统，天下始平，此是朕之愿也。草草不宣。上启南朝唐玄宗御前开拆。
而李白答番书谓：
朕坐中华，遥闻北国俱是边夷草木之乡，江湖水泽之里，多生禽兽，少长人伦。危弱冻寒之地，粒谷不熟之邦，普受饥寒之处。总有强将谋兵，徒来受荷俸禄。朕知怯弱，常存慈含之心。你不思国贫命薄，却欲孽我中华，岂不羞哉？危王敢出胡言，急恼大唐圣主。番书到日，文武才观，如薪赴火，怒若平地兴雷。使卒来时，便欲挫为禽兽。奈缘说要回言，权行免罪。本朝天子封疆广远，五谷丰盈，臣僚禄重。食餐珍味之馐，体褂锦袍之彩。文官八百，人人安邦定国之桢；武将三千，个个擎天跨海之勇。兵如万顷洪波，普守乾坤，坚如铁壁；将似一天星斗，皆护宇宙，固以铜城。天下教场中，兵卒浑如蝼蚁众多，势能克倒太山。战将千千，个个威如猛虎；勇兵万万，人人势似蛟龙。四海诸邦拱手，八方万国皈依。朕思邦主土弱，权息来征，焉敢无端，到来相犯 。微微狗子，焉敢与猛虎争强；小小蛇儿，怎敢共苍龙斗胜。早来拜伏归降，恕免血光之难。如言不顺，则便举兵，剿灭番家，片甲不留，刬草除根，萌芽不发，的不虚示。
《警世通言》卷九“李谪仙醉草吓蛮书”则说“李白乃西梁武昭兴圣皇帝李軿九世孙，西川锦州人也，其母梦长庚人怀而生”,遵从《新唐书》的记载，纠正了此书的说法。其番书云：
渤海国大可毒书达唐朝官家。自你占了高丽，与俺国逼近，边兵屡屡侵犯 吾界，想出自官家之意。俺如今不可耐者，差官来讲和，可将高丽一百七十六城，让与俺国，俺有好物事相送：太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栅城之鼓，扶馀之鹿，撝颉之豕，率宾之马，沃州之绵，湄沱河之鲫，九都之李，乐游之梨，你官家都有分。若还不肯，俺起兵来厮杀，且看那家胜败！
吓蛮书云：
大唐开元皇帝诏谕渤海可毒：自昔石卵不敌，蛇龙不斗。本朝应运开天，抚有四海，将勇卒精，甲坚兵锐。颉利背盟而被擒，弄赞铸鹅而纳誓；新罗奏织锦之颂，天竺致能言之鸟，波斯献捕鼠之蛇，拂飗进曳马之狗；白鹦鹉来自诃陵，夜光珠贡于林邑；骨利干有名马之纳，泥婆罗有良酢之献。无非畏威怀德，买静求安。高丽拒命，天讨再加，传世九百，一朝殄灭，岂非逆天之咎徵，衡大之明鉴与！况尔海外小邦，高丽附国，比之中国，不过一郡，士马刍粮，万分不及。若螳怒是逞，鹅骄不逊，天兵一下，千里流血，君同颉利之俘，国为高丽之续。方今圣度汪洋，恕尔狂悖，急宜悔祸，勤修岁事，毋取诛戮，为四夷笑。尔其三思哉！故谕。
《警世通言》均将“契丹国”改为“渤海国”,文字亦复不同。按吴敬所编辑《国色天香》卷三《快睹争先·番书》、《快睹争先·吓蛮书》，所录都与《隋唐两朝志传》文本相近，中有少量异文，如《番书》首句改为“朕思此国僻远边夷，山无草木，乃百物希生之所；近闻南朝居处中华，地饶稼穑，是万民乐业之邦”,其馀“冬暖夏凉，春花秋月”、“自古天无二日，民无二主”、“随驾来游南国，赏翫中华。御林池权将饮马，上林苑暂借屯兵”等，皆无二致。《吓蛮书》开首则于“朕坐中华”前增写：“巍巍唐世，荡荡中原。神尧高祖，创业洪基；文武太宗，建成大业；高宗大孝，武后芳名；中宗以忠孝而为君，睿宗以恭俭而为主。方今上号明皇皇帝，坐镇中华。”将第一人称的“朕”,改为“方今上号明皇皇帝”,已非代言之体。又在“文官八百”、“武将三千”句前，增写“论文，注孔孟之遗书；讲武，谈孙吴之妙略”;在结末“刬草除根，的不虚示”之上，增写“生擒虏寇，颈系马援之铜柱；活捉蛮王，不比武侯之纵放”,在在表明系据《隋唐两朝志传》文本改写。《警世通言》成于天启四年（1624），现存《国色天香》刊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则不可能据《警世通言》改写，其所本显为《隋唐两朝志传》。
本书于杨国忠、高力士磨墨脱靴事，仅言李白奏曰：“近来杨国忠、高力士二人，国之大臣，皆抱大才，监临试场，曾把小臣文卷批落不用，抢出场门。今日回书，合与小臣捧砚磨墨，穿靴脱靴。如有不从，臣宁死于阙下，誓不回书。”及《警世通言》，方写杨国忠见卷子上有李白名字，也不看文字，乱笔涂抹道：“这样书生，只好与我磨墨。”高力士道：“磨墨也不中，只好与我着袜脱靴。”喝令将李白推抢出去。李白怨气冲天，立誓：“久后吾若得志，定教杨国忠磨墨，高力士与我脱靴，方才满愿。”故事就曲折多了。《隋唐两朝志传》之未将文章做足，恰证明其为草创阶段之作品耳。
罗贯中既着有《隋唐两朝志传》，故后来之隋唐系列小说，毋宁是对罗着的重编或改作。《新刊参采史鉴唐书志传通俗演义》，一名《秦王演义唐国志传》，八卷九十节，署“金陵薛居士的本，鳌峰熊钟谷编集”;《唐国志传》八卷，题“红雪山人余应鳌编次，潭阳书林三台馆梓行”;《唐书志传通俗演义题评》八十九节，题“姑孰陈氏尺蠖斋评释，绣谷唐氏世德堂校定”;《唐传演义》八卷九十节，内封题“隋唐演义”,右上曰“徐文长先生评”,左下曰“书林舒载阳梓”.书名虽异，实为一书。关于《隋唐两朝志传》与《唐书志传》的关系，自孙楷第先生起，多以为是《隋唐两朝志传》以《唐书志传》为底本扩充而成，故尔还产生了林瀚之序的“伪托”问题。其实，熊钟谷辈恰是好为印制简本之建阳书贾，而《唐书志传》实为《隋唐两朝志传》之删节本。根据如下：
1、隋朝享国甚短，隋之“废”乃唐之“兴”,二者密不可分。《隋唐两朝志传》第一回“兴宫室翦彩为花”、第二回“隋炀帝游幸江都”,首写隋炀帝之腐败，驯致天下大乱， 窦建德、杨玄感、翟让、李密相继兵起，方得引出李渊之起事。《唐书志传》将其一概删去，遂使第一节“会李密反，刘文静与密连婚，被系狱中”,显得没有因由；
2、《唐书志传》卷首曰：“钟谷子《述古风》一篇，单揭唐创立之有由”,其辞曰：“天下纷纷隋炀帝，中原休讶草离离。朝堂政事弃不理，唯教酒色行相随。筑苑经营极奢侈，苍生费用如崩夷。动马兴兵好侵侮，构仇招祸惹灾虞。经年卒岁无休息，兵疲民困国空虚。连郡盗贼如蜂起，繁华宫室一朝隳。”这篇《述古风》，《隋唐两朝志传》亦有之，题曰《叙述》；红雪山人余应鳌编次的《唐国志传》亦有之，但无“钟谷子《述古风》一篇，单揭唐创立之有由”字样，分明是熊钟谷将他人之诗冒为己作，“天下纷纷隋炀帝”数语，正好暴露了他删削《隋唐两朝志传》开头数回的伎俩；
3、《唐书志传》切取《隋唐两朝志传》第九回“文静世民议大事”为第一节，开首即曰：“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姓李讳世民，高祖次子也。初，唐公李渊娶于神武肃公窦毅，生四子：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一女，适临汾王柴绍。”连《隋唐两朝志传》原文之“李渊字叔德，陇西成纪人也，其祖李虎，仕魏有功，封唐国公。父暎馄渚簦ㄓ诔ぐ病Ｌ逵腥椋钥砣剩嘞馓乒?rdquo;亦一并删去，述唐史而不以高祖三代发端，甚悖史传之体；
4、此书既名《唐书志传》，则应是唐朝的全史演义，却匆匆收束于第九十节“唐太宗坐享太平”,时仅为贞观十九年（645），连作序的李大年也批评它“全文有欠，历年实迹未克显明其事实，致善观是书者见哂焉”.
林瀚说，他在京师访得罗氏“尚多阙略”之原本，后遍阅隋唐诸书所载，“凡有关于风化者，悉为编入”,故此书虽为罗贯中原本，其中无疑有林瀚纂辑的份额。如细分一下，则“有关于风化”的内容，似应为林瀚所加；而富有稗官气息的，则当是罗氏的原本旧貌。万历刊本又题“西蜀升庵杨慎批评”,正德三年（1508）林瀚作序之时，杨慎（1488-1559）年方二十，故所批评者当为林氏之翻刻本。褚人获康熙三十四年（1695）《〈隋唐演义〉序》云：“《隋唐志传》创自罗氏，纂辑于林氏，可谓善矣。”《四雪草堂重编〈隋唐演义〉发凡》亦云：“《隋唐演义》原本出自宋罗贯中。明正德中，三山林太史亨大复加纂缉授梓，行世已久。”所言较近事实。
注：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五篇《元明传来之讲史（下）》。
[2]鲁迅：《小说旧闻钞·再版前言》。
[3]张志合：《罗贯中籍贯生平考异》，《许昌师专学报》1990年第1期。
[4]柳存仁：《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第8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5]欧阳健：《〈三国志演义〉成书年代探考》，《明清小说新考》第110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版。
[6]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
[7]《鲁迅书信集》第18页。
[8] 据陈玉堂：《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钱稻孙（1887-1962），浙江吴兴人，早年留学日本，后毕业于罗马大学，1912年任教育部主事，后兼任京师图书分馆主任，历任北京图书馆舆图部主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图书馆长等。
[9]刘世德：《罗贯中籍贯考辨》，《〈三国演义〉与罗贯中》第29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10]刘冬：《笑煞雕龙·愧煞雕虫--施耐庵遗曲〈秋江送别〉三读》，《施耐庵探考》第76-77页，南京出版社1992年版。
[11]刘冬：《施耐庵探考》第37页。
[12]章培恒、马美信： 《三国志通俗演义》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3]《黄人集》第315-317页，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
[14]《黄人集》第309页。
[15]欧阳健：《三遂平妖传》原本考辨，《中华文史论丛》 1985年第3辑。
[16]柳存仁：《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第9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17]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第4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881年版。
[18]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第38页。
[19]孙楷第：《小说旁证》第11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20]孟繁仁：《罗贯中试论》，《三国演义文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21]孟繁仁、郭维忠：《太原〈罗氏家谱〉与罗贯中》，《文学遗产》1988年第3期。
*兹将二书的文字附录于后，以供比较：
《水浒传》第九十回，叙燕青和李逵到开封城桑家瓦勾栏听说《三国志》评话，正说到关云长刮骨疗毒：
当时有云长左臂中箭，箭毒入骨。医人华陀道：“若要此疾毒消，可立一铜柱，上置铁环，将臂膊穿将过去，用索拴牢，割开皮肉，去骨三分，除却箭毒，却用油线缝拢，外用敷药贴了，内用长托之剂，不过半月，可以平复如初。因此极难治疗。”关公大笑道：“大丈夫死生不惧，何况只手？不用铜柱铁环，只此便割何妨！”随即叫取棋盘，与客弈棋，伸起左臂，命华陀刮骨取毒，面不改色，对客谈笑自若。
嘉靖本《三国志演义》卷之十五“关云长刮骨疗毒”:
……陀曰：“当于静处立一标柱，上钉大环，请君侯将臂穿于环中，以绳系之，然后以被蒙其首。吾用尖利之器割开皮肉，直至于骨，刮去药毒，用药敷之，以线缝其口，自然无事。但恐君侯惧耳。”公笑曰：“如此容易，何用柱环？”令设酒席相待。公饮数杯酒毕，一面与马良弈棋，伸臂令陀割之。陀取尖刀在手，令一小校捧一大盆于臂下接血。陀曰：“某便下手，君侯勿惊。”公曰：“汝割，吾岂比世间之俗子耶？任汝医治！”陀下刀割开皮肉，直至于骨，骨上已青。陀用刀刮之有声，帐上帐下见者皆掩面失色，公饮酒食肉，谈笑弈棋。
原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01期
欧阳健
罗贯中是古代小说的一代宗师和巨匠，他的里程碑式的作品《三国志演义》，以广泛的群众性与永久的生命力，赢得了中国小说史上的不朽地位；他首创的“演义”这一中国独有的文体，更成了后世小说家遵循效法的典范。
鉴于他存留的文献非常之少，仅有的材料又存在相当大的歧义，最要紧的莫过于根据现存版本的题署，首先确定他小说家的身份与应享的著作权。文学作品毕竟是作家的产儿，小说版本本身留下的印记，特别是正文卷端的题署，是确定作者情况的最重要依据。现存明刊《水浒传》繁本如嘉靖本《忠义水浒传》、袁无涯本《忠义水浒全传》，卷端均题：“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据此，可判定施耐庵和罗贯中《水浒传》作者的身份。题署还揭示了两位作者的分工：施耐庵的工作是“集撰”,罗贯中的工作是“纂修”.“撰”有“聚集”、“编集”的意思，又有“著作”、“著述”的意思。鲁迅先生曾说过“《水浒传》是集合许多口传或小本‘水浒’故事而成”[1]的话，“集撰”和“纂修”二语，极为得宜地概括了施、罗对《水浒传》成书的贡献，这和高儒《百川书志》所录之《水浒传》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是完全一致的。现存明刊《三国志演义》版本如嘉靖壬午（1522）刊本、周曰校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等，卷端均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闽书林杨美生刊本《三国英雄志传》，卷端题：“晋平阳侯陈寿志传，元东原罗贯中演义”.陈寿是晋代杰出史家，《三国志》早被誉为古代良史之一。罗贯中将《三国志》“编次”、“演义”为长篇小说，他的《三国志演义》作者的身份，在题署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以上述题署为基点，可引出关于罗贯中的三点重要判断。
一、罗贯中的时代
杨美生刊本《三国英雄志传》、刘荣吾刊本《三国志传》题“元东原罗贯中演义”,均称罗贯中为元人；熊飞馆《英雄谱》本题“元东原罗贯中编次”,三馀堂本《三国英雄志传》题“元东原罗贵志演义”,亦皆指罗贯中为元人。周曰校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明书林周曰校刊行”,虽未标示罗贯中的朝代，实亦视其为明代以前的人。能够证明罗贯中为元人的现存材料，最有份量的是《录鬼簿续编》：
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馀年，竟不知所终。
《录鬼簿续编》作者称罗贯中是他的“忘年交”,他在至正甲辰（1364）之后又活了六十馀年，可见是二人中年轻的一位。他至正甲辰与罗贯中已是“复会”,表明其时至少应在二十岁以上，罗贯中则也不应小于四、五十岁。鲁迅先生说：“自《续录鬼簿》出，则罗贯中之谜，与昔所聚讼者，亦遂冰解，此岂前人凭心逞臆之所能至哉！”[2]《录鬼簿续编》蓝格抄本未题撰人姓名，亦不载序文题跋，论者因其附于贾仲明增补本《录鬼簿》之后，遂定为贾仲明所作。张志合先生举出五条证据，证明《录鬼簿续编》的作者不是山东人贾仲明，而是一位长期生活在杭州的人（或者就是杭州人），罗贯中与他“复会”的地点，就在杭州，[3]这就把罗贯中的活动从时间与地点的交点上确定下来了。
能证明罗贯中为元人的材料，还有《赵宝峰先生文集》卷首《门人祭宝峰先生文》：
至正二十六年岁次丙午十二月戊申朔越十二日己未，门人乌本良、郑原殷、冯文荣、罗拱、方原、向寿、李善、乌斯道、王真、顾宁、罗本、翁旭、王桓、洪璋、徐君道、方观、裘善缉、李恒、翁昉、岑仁、王慎、童惠、王权、高克柔、顾勋、王直、叶心、裘重、周士枢、郑慎、茅甫生等，致祭于故宝峰先生赵公之柩曰：人生天地之中，在明此道而已。夫君臣、 父子、兄弟、夫妇、长幼、朋友，有尊卑等级，忠孝信义，恭敬慈爱，亘万古而不变于此道也。始先生与二三亲朋，讲明此道，上师杨文元公，有得于反观灼然，信夫古圣之学，不外乎此，以为三代之政可行，百家之言可，挺然而立，毅然而行，时人争窃议，且詈且排，先生不惑纷呶，自守不渝。生等耳闻面命，获与斯学，刻骨铭心，曷为可报？常期先生道行于时，匡济斯民，奈何一疾竟殂，莫伸己志。呜呼痛哉，是天丧先生之道耶？先生之道已在于世耶？ 抑先生之有同德者存其然耶？呜乎，心无死生，此先生平生之言。先生精神何往何来，何生何死。一奠告哀，惟神鉴之。
赵宝峰门人中有一位“罗本”,据叶逢春本、熊清波本、郑少垣本、郑云林本、熊冲宇本、周曰校本等题“罗本贯中编次”或“贯中罗本编次”,及郎瑛《七修类稿》、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等称罗贯中名本，字贯中，这位“罗本”很可能就是罗贯中。赵宝峰门人的名单实有两份，除祭文所列外，黄宗羲原本、全祖望补定的《宋元学案》卷九十三还录有一份：“陈文昭、桂彦良、乌本良、乌斯道、向寿、李善、罗拱、方原、王桓、叶心、李恒、郑原殷、冯文荣、王真、顾宁、罗本、翁旭、洪璋、徐君道、方观、裘善缉、翁昉、岑仁、王慎、童惠、王权、高克柔、顾勋、王直、裘重、周士枢、郑慎、茅甫生。”两份名单人数、排列次序都有不同。《宋元学案》以陈文昭居首位，据雍正《慈溪县志》卷三《名宦传》载，陈文昭：“至正甲午（1354）进士，为慈令，抚摩穷困，斥逐豪强，民被其惠。”又光绪《慈溪县志》卷二十五《赵偕传》载：“邑令陈文昭诣门请业，行弟子礼，偕以治民事宜告之，文昭是以得民心。”可见，陈文昭并不是赵偕的门人，只是以县令的身份“行弟子礼”而已，黄宗羲在近300年后将他排在门人首位，显然是由于他的社会地位。《门人祭宝峰先生文》的名单，则是祭奠时排定的，内中比《宋元学案》少陈文昭、桂彦良二人，当是未曾到场之故。按照门人相互“序齿”的通例，《祭宝峰先生文》的名单显然是按长幼顺序排列的。如乌氏本良、斯道兄弟是慈溪著名人物，时称“二乌”,《宋元学案》因记忆连及，遂将二人排在一起，祭文却分别排在第1位和第8位，就是因为“序齿”的缘故。据郑梁《乌斯道先生传》，乌斯道生于延佑元年（1314）；排在第6位的向寿，据《慈溪县志》向寿、向朴父子传记推算，约生于至大三年（1310），较乌斯道为长，所以排在他的前面。第13位的王桓，据《慈溪县志》载：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召见便殿，呼为“老学士”.洪武四年朱元璋已四十三岁，王桓至少应在五十岁以上。洪武十二年（1379）王桓致仕，年龄应过六十，生年当在延佑六年（1319）以前，比乌斯道要小，所以排在他的后面。有人认为第24位的高克柔是“高柔克”之误，他就是作《琵琶记》的高明；高明大于乌斯道反排在其后，证明名单不是以长幼为序。但说高克柔是“高柔克”并无根据，因为两份名单都作高克柔。况且按尊师的礼仪，门人对师长应一律称名，如乌本良字性善，乌斯道字继善，向寿字乐中，王桓字彦贞，在祭文中都一律署名，就是明证。高明，字则诚，着有《柔克斋集》；如果他也是赵偕的门人，在祭文中居然不署名，甚至不署字，却用了一个别号，就实在太出格了。所以说高克柔就是高明，甚至说罗贯中和高则诚是“同学”,都是可以断然否定的。《门人祭宝峰先生文》的价值是：它确凿指明罗贯中在至正二十六年（1366），以“门人”的身份在慈溪参加了祭奠赵偕的活动；其时与至正甲辰（1364）在杭州与《录鬼簿续编》作者复会，只隔了两年。这就又一次把罗贯中的活动从时间和地点的交点上确定下来了。
按祭文名单之长幼顺序，排在第11位的罗本，恰处在向寿（1310年生）、乌斯道（1314年生）与王桓（1319年以前生）之间，他的年龄应较向寿、乌斯道小，而较王桓为大，推断生于延佑二年（1315），当不至有多少误差。至正甲辰（1364），罗贯中恰为50岁，《录鬼簿续编》的作者此后又活了60馀年，其时当在20岁左右，二人适可称“忘年交”.从延佑二年（1315）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元朝灭亡，罗贯中在元代整整生活了53年，称他为“元人”是不错的；当然，他又是由元入明的人，称为“明人”也是对的。
至于《三国志演义》的写作年代，柳存仁先生曾推测：“大约在至治本《平话》刊刻之后四十年左右，罗贯中颇有可能撰写《三国志传》，其后遂为其他各本《三国志传》之所宗。”[4]从至治年间（1321-1323）建安虞氏刊《全相平话三国志》下推40年，则为1363年，其时仍当至正二十三年，距元亡尚有5年左右的时间。通过具体版本的考证，《三国志演义》可能于明初开笔，其第十二卷的写作，不早于洪武三年（1370），全书初稿的完成，当在洪武四年（1371）以后。[5]以《三国志演义》所涉及历史事件的纷繁复杂及所总结的处事之道的老到峻刻，没有广博知识和丰富阅历是难以胜任的。处在初步实现安定统一环境里的50多岁的罗贯中，着手撰写这样一部巨着，主客观因素可以说都是具备了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术界有人主张《水浒传》、《三国志演义》是明代后期的作品，他们的“文献依据”是：现存最早的《水浒传》、《三国演义》版本都出在嘉靖以后。这种见解，乍一听去好像很“唯物”,很重视“实证”,但只要稍微追索一下，就可发现它是建立在如下“假设”之上的：过去刊刻的所有《水浒传》、《三国演义》版本，全都得到了妥善保存，无一湮没，无一损失；既然现在没有嘉靖前的《水浒传》、《三国演义》的版本，就证明《水浒传》、《三国演义》只能成书于明代后期。--谁都明白，这种假设和推断都是不合事理的。陈寅恪先生说：“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馀断片，以窥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6]通俗小说的时代虽较先秦诸子为晚，但所受到损害可能更为严重。且不说历代统治者对通俗小说的疯狂禁毁，单是传统的偏见就是它大量湮没的根由。通俗小说固然受到普通读者的欢迎，但越是畅销的东西就越容易湮没。对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闲书”,谁也不会郑重地加以收藏；官私藏书楼阁一律不收平话小说，就是铁的证明。直到二十世纪初现代图书馆创建之时，鄙弃通俗小说的状况也不曾有丝毫改善。鲁迅先生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书说：“京师图书分馆等章程，朱孝荃想早寄上。然此并庸妄人所为（钱稻孙、王丕谟），何足依据。而通俗图书馆者尤可笑，几于不通。仆以为有权在手，便当任意作之，何必参考愚说耶？教育博物馆素未究，必无以奉告。惟于通俗图书馆，则鄙意以为小说大应选择，而科学书等，实以广学会所出者为佳，大可购置，而世多以其教会所开而忽之矣。”[7]名为“通俗图书馆”却不收藏通俗小说，实不能怪主持者之“庸妄”[8],乃社会风气使之然也。鲁迅先生撰《中国小说史略》时，因看不到小说的“旧本”,惹得他1924年3月3日在此书《后记》中喟叹道：“识力俭隘，观览又不周洽，不特于明清小说阙略尚多，即近时作者如魏子安、韩子云辈之名，亦缘他事相牵，未遑博访。况小说初刻，多有序跋，可借知成书年代及其撰人，而旧本希觏，仅获新书，贾人草率，于本文之外大率刊落，用以编录，亦复依据寡薄，时虑讹谬。”按照“版本根据论”的逻辑，假如所有明版《三国志演义》全部湮没（这并非危言耸听，现今的状况离此无非一步之遥），只留下最流行的“新书”毛评《第一奇书》，有人以此为“物证”,断定《三国演义》是清人作品，你能用什么来反驳呢？
常识告诉我们，人都具有过去、现在、未来的观念或感觉，这种“时间感”决不会误差到离奇的程度。既然有那么多明人说罗贯中是元人，说明在他们的“时间感”里，罗贯中生活的时代比自己要早得多；还有一位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馀》中甚至称“钱塘罗贯中本者，南宋时人，编撰小说数十种”.田汝成是嘉靖五年（1526）进士，史称博学，谙晓前朝遗事，设若《三国志演义》真的首次在嘉靖时出现，田汝成读到的就是一本就是一本从未听说过的新书，罗贯中差不多就是他的同时代人了，他怎么会糊涂到以为是200多年前的南宋人呢？
二、罗贯中与施耐庵的关系
关于罗贯中与施耐庵的关系，近年来出现了某种企图加以弱化甚至完全抹杀的倾向，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对中国小说史研究来说，也是非常危险的。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云：“元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其门人罗本亦效为《三国志演义》。”明确说罗贯中是施耐庵的“门人”.从《三国志通俗演义》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的规格（陈寿非“平阳侯”而是“平阳侯相”[9],如此题署实出揄扬之心），以观《水浒传》“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的题署，足以证明罗贯中对施耐庵的尊重和推崇。《兴化县续志》载王道生《施耐庵墓志》，也说罗贯中是施耐庵的门人，且谓施耐庵“生于元元贞丙申岁（1296），为至顺辛未（1331）进士。曾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里，闭门著述，追溯旧闻，郁郁不得志，赍恨以终”.施耐庵比罗贯中大19岁，他在钱塘为官（或辞官以后在杭州逗留）期间，罗贯中已届成年，亦正活动于浙江钱塘、慈溪一带，闻施耐庵之名而执弟子礼，实在情理之中。
《录鬼簿续编》说罗贯中“与人寡合”,且“遭时多故”,内涵着极其丰富的潜台词。王圻《稗史汇编》说他是“有志图王者”,顾苓《塔影园集》说他曾“客霸府张士诚”,徐渭仁《徐钠所题水浒一百单八将图题跋》甚至说他“客伪吴，欲讽士诚，继成一百二十回（指《水浒传》）”,恐怕就是“与人寡合”的真正原因。须知施耐庵与张士诚也有密切关系，耐庵遗曲《秋江送别--即赠鲁渊（道原）刘亮（明甫）》，提供了不少世人不知的信息。据史载，张士诚据吴之后，“东南之士，咸为之用”,杨维祯、俞思齐、陈基、王逢、高启、鲁渊等都对他抱有真诚的幻想，后来又对张氏集团的日渐骄奢感到失望。这种矛盾的心态，在《秋江送别》中有很真切的流露：“记当年邂逅相逢，玉树蒹葭，金菊芙蓉，应也声同。”记鲁渊、刘亮与施耐庵之邂逅相逢，彼此间心绪都甚佳，当是初入张幕之时。然而曾几何时，施耐庵却发出了“五年随断梗，千里逐飘蓬”的哀叹。“断梗”、“飘蓬”,原用以比喻飘流无定之状，此处是讥刺张士诚为无本之木，无根之萍，而自己误走一着，盲目地随波逐流，弄得个了无结果。“千里”为概指，兴化至苏州，约近千里；“五年”则是实指。经刘冬先生考证，至正二十三年（1363）九月，鲁渊因谏阻张士诚称吴王，辞去博士之职，离开苏州返回故乡，故有“秋江送别”之举。从至正二十三年倒数上去，则他之入张士诚幕，应在至正十八年（1358）：这就“第一次获得了施耐庵于何时何地作何事--这样一个具体的支撑点”[10].这个支撑点是否可靠？按顾逖《赠施耐庵》诗中，有“君自江南来问津，相逢一笑旧同寅”之句。顾逖是兴化人，对刚从苏南回到兴化的施耐庵说“自江南来”,自无疑义；而顾逖为至正间进士，至正十九年至二十二年（1359-1362）任松江同知，后迁嘉兴路同知，都在张士诚治下（虽然名义上是在元王朝体系下为官），恰可称施耐庵为“同寅”.鲁渊洪武九年（1376）在《岐山鲁氏宗谱自序》中，追述自己参与张士诚集团的历史，就有不少涂饰之词，如：“任江浙儒学副提举，丞相命也。”“张士诚据吴，以礼来聘，除国子博士，闻之惊悸，是狂痫疾，或披发行歌于市，冬十月患怔怖，复患羸疾，遂解。”鲁渊为什么要在历史问题上含混掩饰？
又，施氏十六世孙施占鳌于咸丰壬子（1852）所写《庵公生原迁籍志》，记淮安袁吉人陪他步达施耐庵的书室，及袁林甫介绍施耐庵的事迹云：“庵公书斋平屋三间，中有积土，隔有木桌凳，窗楞下间贯中寓。……大人（袁林甫）对鳌云：‘庵公着《水浒传》到七十五回，小人当道，奏主。……圣旨下，庵公接旨，随至金陵下狱。时庵公五四，居狱七载。狱中作《封神榜》一部。军师刘伯温伺至狱宅，目过其书，乃叹矣，代奏太祖，耐庵书悠（谬）。主公准本，耐庵释回。耐庵回此闭门作述，每一成稿，隔山门人贯中校对。时耐庵体弱，年七十五辞世。’”这份材料出自施氏后人转抄，错误不少。但它至少可以证明，直到咸丰二年（1852），淮安还流传着施耐庵与罗贯中的传说，且能确指施、罗的住房与书斋。关于罗贯中与施耐庵之关系，此文用了“隔山门人”的提法，尤为别致，适可证明他非“及门弟子”.联系《三国志通俗演义》卷十一《诸葛亮二气周瑜》，叙及“拖篷船”时有夹注云：“此船极快，两浙人呼刳子船，淮南呼艇船。”据此，“知罗贯中曾活动于两浙及淮南一带，故对于当地的舟船及方言颇为熟悉”[12],他来到过淮安，应是没有疑问的。
胡应麟说，罗贯中是“效《水浒传》为《三国志演义》”的，可见他认定《水浒传》成于《三国志演义》之前。持同一看法的还有章学诚，《丙辰札记》说：“《演义》之最不可训者，桃园结义，甚至忘其君臣，而直称兄弟。且其书似出《水浒传》后，叙昭烈、关、张、诸葛，俱以《水浒传》中萑苻啸聚行径拟之。诸葛丞相，生平以谨慎自命，却因有祭风及制造木牛流马等事，遂撰出无数神奇诡怪，而于昭烈未即位前，君臣僚寀之间，直似《水浒传》中吴用军师，何其陋耶！张桓侯，史称其爱君子，是非不知礼者，《演义》直以拟《水浒》之李逵，则侮慢极矣。”有人曾举《水浒传》第九十回桑家瓦勾栏说《三国志》评话“关云长刮骨疗毒”与嘉靖本《三国志演义》“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文字差别为例，想证明《水浒传》成书于《三国志演义》之后，乍看起来好像很科学，实际上却是完全靠不住的。黄人《小说小话》说：“平话别有师传秘笈，与刊行小说互有异同。”[13]道出了小说的两种传播方式--瓦舍演说与书坊刊刻的异同。说书原无定本，全靠艺人的临场发挥；不要说不同师传的秘笈会有差别，同一艺人在不同场合说的也不会完全一致。“说三分”从宋元时期起，就是活在民众口头的文学，从总体上说应该是相当出色的，否则就不可能吸引听众，瞽者的“衣食”就“缘”不成了。现存的《三国志平话》的“粗陋”,根子多半在记录整理者的内在素质与工作态度，并不代表当时的真实水平。《水浒传》记桑家瓦勾栏所说《三国志》评话，可以相信是元末民间演说《三国》的实况记录，并不一定要据嘉靖本《三国志演义》抄录才行。*
可以肯定的是，明代文人都承认罗贯中协助施耐庵完成《水浒传》，而后又独立写出《三国志演义》的事实。李贽《〈忠义水浒传〉序》说：“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是故愤二帝之北狩，则称破大辽以泄其愤；愤南渡之苟安，则称灭方腊以泄其愤。敢问泄愤者谁乎？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也，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是故施罗二公传《水浒》，而复以忠义名其传焉。”李贽在这段话中，两称“施罗二公”,可见在他心底里，对他们怀有多么崇敬的感情！施罗二公，犹如小说史上的双子星座，他们的伟大成就与亲密关系，在中国文学史上恐怕连“屈宋”、“元白”也难望其项背，惟“光焰万丈长”的“李杜”,方可与之媲美。有人想抹杀施耐庵以抬高罗贯中，决非明智之举。
三、罗贯中应享的著作权
田汝成说，罗贯中“编撰小说数十种”,黄人也说：“闻罗贯中有《十七史演义》，今惟《三国演义》流行最广。”[14]罗贯中着有《十七史演义》，暂时虽找不到什么证据，但他是位多产的小说大家，无疑是可以肯定的。除了《水浒传》、《三国志通俗演义》外，中国第一部长篇神怪小说《北宋三遂平妖传》四十回本，署“宋东原罗贯中编”,乃是他完整艺术构思的结晶[15].讲史小说《残唐五代史演义传》、《隋唐两朝志传》等，据版本题署也都是他的作品。近年来，对《残唐五代史演义传》、《隋唐两朝志传》是否出罗氏手笔，颇有学者提出质疑的意见。我以为，对此应采取“无罪推定”的原则，即在没有过硬反证的情况下，还是信任版本自身的题署为好。《残唐五代史演义传》我已另有专文讨论，现谨就《隋唐两朝志传》问题作一点辨证。
《隋唐两朝志传》十二卷一百二十二回，今存万历四十七年（1619）姑苏书林龚绍山刊本，卷端题“东原贯中罗本编辑，西蜀升庵杨慎批评”.由于现存版本刊刻年代较晚，加之此书“在故事情节关目及用语方面，俱于《三国》倚赖甚深”[16],颇有学者对所题“贯中罗本编辑”持怀疑态度，甚至否定它是罗贯中的作品。
此书有林瀚《〈隋唐志传通俗演义〉序》，对版本来源和编订经过作了说明：“罗贯中所编《三国志》一书，行于世久矣，逸士无不观之。而隋唐独未有传志，予每憾焉。前寓京师，访有此书，求而阅之，始知实亦罗氏原本。第其间尚多阙略，因于退食之暇，遍阅隋唐诸书所载英君名将、忠臣义士，凡有关于风化者悉为编入，名曰《隋唐志传通俗演义》。盖欲与《三国志》并传于世，使两朝事实，愚夫愚妇一览可概见耳。予既不计年劳，抄录成帙，又恐流传久远，未免有鲁鱼亥豕之讹，兹更加订正，付之剞劂，庶几观者无憾。”孙楷第先生以为：“所载瀚序，盖依托耳。”[17]故考定此序是否出林瀚之手，乃确认罗贯中著作权之关键。
据《明史》卷一百六十三本传，林瀚（1434-1519），字亨大，号泉山，闽县人。父元美，永乐末进士，抚州知府。瀚举成化二年（1466）进士，授编修。弘治初，召修《宪宗实录》，充经筵讲官，稍迁国子监祭酒，进礼部右侍郎，十三年（1500）拜南京吏部尚书。正德元年（1506）改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瀚素刚方，与守备中官不合，内臣进贡道其地者，瀚每裁抑之，刘瑾恨之，二年（1507）闰正月谪浙江参政，致仕。正德五年（1510），刘瑾伏诛，复官，致仕，卒谥文安。《明史》卷九十九着录《林瀚集》二十五卷。《〈隋唐志传通俗演义〉序》题“时正德戊辰仲春花朝后五日，赐进士出身资政大夫南京参赞机务兵部尚书致仕前吏部尚书国子监祭酒左春坊左谕德兼经筵日讲官同修国史三山林瀚撰”.戊辰为正德三年（1508），恰在刘瑾宣示林瀚等为“奸党”的正德二年（1507）与刘瑾伏诛的正德五年（1510）之间，故林瀚署“致仕前吏部尚书国子监祭酒”,职衔毫无错误，决非随意伪托者。孙楷第先生误以戊辰为正德二年，故说：“二年二月，瀚方降谪被罪，似不应迳称以兵部尚书致仕也。”[18]
《林瀚集》二十五卷未见。福建省图书馆藏明刊残本《林文安公文集》，仅存卷十五至卷十九，其中卷十五、十六、十七为记，卷十八、十九为书简。今阅卷十八有《复江西提学宪副蔡介夫书》，中云：“所寄新梓《欧阳行周公文集》一部，斯盖世范、世平二庄兄弟留心数十年间，方得成之，兹又遇阁下作序，表章以传，诚为斯文至幸。况老夫亦得以厕衔其间，尤出望外；但前序中请露贱名，以示将来，则又幸之又幸也。刊板不知今在何处，更希笔示为爱。”卷十九有《寄林见素都宪公书》，中云：“黄姚二都运奉至《西征集》见示，请序其前。留阅诗文诸作五旬，篇篇高古奇杰，豪气逼人，不觉老眼顿醒，叹羡不已。顾自揣庸耄，何能以举此笔？坚辞弗获，遂勉撰数语，塞责不文，甚可愧也。其润笔彩币二端，璧归二友。须再求台阁钜公序之，必如序韩文得李汉，序《邹忠公集》得李忠定，则见素斯集益崇重于天下后世无疑矣。”这些书简，可见林瀚对于整理刊行文集的热心，与为人作序的认真态度，这与《〈隋唐志传通俗演义〉序》中“若予之所好在文字，固非博弈技艺之比，后之君子能体予此意，以是编为正史之补，勿第以稗官野乘目之，是盖予之至愿也夫”是一致的。而他在正德年间将此书付之剞劂，主客观条件也都是具备的。
林氏门第之盛，甲于三山。据《明史》、《福州府志》载，林瀚次子林庭[木+昂],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擢右副都御史，历工部右侍郎，拜尚书，加太子太保；三子林庭杓，以荫入学，曾任庆远知府九年，将赴吏部，卒于途；季子林庭机，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擢南京祭酒，累迁至工部尚书。庭子林炫，正德九年（1514）进士，授礼部主事，嘉靖初以议大礼忤执政，家居，后起官至通政司参议；庭机长子林[火+廉],嘉靖二十六（1547）进士，迁国子祭酒，万历元年（1573）进工部尚书，改礼部；庭机次子林烃，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授户部主事，终南京工部尚书致仕。林氏三世五尚书，皆内行修洁，为时所称；林瀚、林庭机、林[火+廉]三世为祭酒，亦为前此所未有。据《福州府志》卷七十二《艺文志》，林庭[木+昂]有《康懿公文集》十卷，林廷机有《世报堂稿》十二卷，林炫有《刍荛馀论》，林[火+廉]有《学士集》十六卷，林烃有《覆瓿集》八卷，林炫子林世璧有《彤云集》、《小窗纪闻》。其中，林炫的《刍荛馀论》和林世璧的《小窗纪闻》，都归在“说家类”.《福州府志》卷六十《文苑》有《林世璧传》：“少有俊才，为诗歌古文词，豪宕俊爽。嗜饮，每酣起舞微吟，则家僮储笔砚以俟，少选，数十纸立就。天才蹀躞，时有不经人道语，苦思者不及也。着有《彤云集》六卷。客问世璧：海内谁可与谈诗者？世璧瞠视良久，曰：‘独郭稚源可耳。’稚源，古田郭文涓也，以贡举应天乡试，官保定同知者，着有《享帚集》。”万历四十七年（1619）龚绍山刊行此书时，林家一门依然兴盛，书贾当不敢冒其先人之名以作伪。
第一百回“李太白立扫番书”、第一百一回“华阴李白倒骑骡”,与第百十九回“韩文公上佛骨表”、第百二十回“韩文公雪拥蓝关”,以较大篇幅插叙了唐代两大文豪李白与韩愈的故事，亦为长篇讲史文体之一大创举。关于李白的出身，此书叙翰林学士贺内干奏曰：“先因绵竹县令贺知章家一使女名曰秀春，尝在锦江洗菜，忽然跳一鲤鱼入篮，其女取鱼归家食之，因而有孕。后生一子，容貌希奇，身体端严，知章异之，取名李白。”将李白经贺知章（659-744）推荐供奉翰林，说成是别一翰林学士“贺内干”所荐；又不取《新唐书》卷二百二“文艺中”:“白之生，母梦长庚星，因以命之”的传说，而曰贺知章使女秀春锦江洗菜，鲤鱼入篮，食而有孕以生李白，也都显出早期话本的印记。关于草答番书一事，唐刘全白贞元六年（790）撰《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云：“君名白，广汉人。天宝初，玄宗辟翰林待诏。因为《和蕃书》，并上《宣唐鸿猷》一篇，上重之。”唐范传正元和十二年（817）撰《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云：“公名白，字太白。天宝初，召见于金鸾殿。玄宗明皇帝降辇步迎，如见园绮。论当世务，草《答番书》，辩如悬河，笔不停辍。玄宗嘉之，以宝床方丈赐食于前。御手和羹，德音褒美。褐衣恩遇，前无比俦。遂直翰林，专掌密命。既而上疏请还旧山。玄宗甚爱其才，或虑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温室树，恐掇后患，惜而遂之。”[19]当系实事。《隋唐两朝志传》录契丹番书曰：
朕思契丹国居边夷，天寒地凉之乡，万物希生之地。近闻中华礼乐之邦，冬暖夏凉，春花秋月，奢华富贵。此是苦乐不同，朕情不满。自古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为此遣使赍书，早达中华。若存国礼，罢战停征，欲持雄兵百万，勇将千员，随驾来游南国，赏翫中华。御林池权将饮马，上林苑暂借屯兵。坐内殿朕歇欲息，琼林库借赏三军。如若肯否，早与回文；倘若不从，速达见报，选日兴兵，来征唐国，取中原四百军州，改为番家一统，天下始平，此是朕之愿也。草草不宣。上启南朝唐玄宗御前开拆。
而李白答番书谓：
朕坐中华，遥闻北国俱是边夷草木之乡，江湖水泽之里，多生禽兽，少长人伦。危弱冻寒之地，粒谷不熟之邦，普受饥寒之处。总有强将谋兵，徒来受荷俸禄。朕知怯弱，常存慈含之心。你不思国贫命薄，却欲孽我中华，岂不羞哉？危王敢出胡言，急恼大唐圣主。番书到日，文武才观，如薪赴火，怒若平地兴雷。使卒来时，便欲挫为禽兽。奈缘说要回言，权行免罪。本朝天子封疆广远，五谷丰盈，臣僚禄重。食餐珍味之馐，体褂锦袍之彩。文官八百，人人安邦定国之桢；武将三千，个个擎天跨海之勇。兵如万顷洪波，普守乾坤，坚如铁壁；将似一天星斗，皆护宇宙，固以铜城。天下教场中，兵卒浑如蝼蚁众多，势能克倒太山。战将千千，个个威如猛虎；勇兵万万，人人势似蛟龙。四海诸邦拱手，八方万国皈依。朕思邦主土弱，权息来征，焉敢无端，到来相犯 。微微狗子，焉敢与猛虎争强；小小蛇儿，怎敢共苍龙斗胜。早来拜伏归降，恕免血光之难。如言不顺，则便举兵，剿灭番家，片甲不留，刬草除根，萌芽不发，的不虚示。
《警世通言》卷九“李谪仙醉草吓蛮书”则说“李白乃西梁武昭兴圣皇帝李軿九世孙，西川锦州人也，其母梦长庚人怀而生”,遵从《新唐书》的记载，纠正了此书的说法。其番书云：
渤海国大可毒书达唐朝官家。自你占了高丽，与俺国逼近，边兵屡屡侵犯 吾界，想出自官家之意。俺如今不可耐者，差官来讲和，可将高丽一百七十六城，让与俺国，俺有好物事相送：太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栅城之鼓，扶馀之鹿，撝颉之豕，率宾之马，沃州之绵，湄沱河之鲫，九都之李，乐游之梨，你官家都有分。若还不肯，俺起兵来厮杀，且看那家胜败！
吓蛮书云：
大唐开元皇帝诏谕渤海可毒：自昔石卵不敌，蛇龙不斗。本朝应运开天，抚有四海，将勇卒精，甲坚兵锐。颉利背盟而被擒，弄赞铸鹅而纳誓；新罗奏织锦之颂，天竺致能言之鸟，波斯献捕鼠之蛇，拂飗进曳马之狗；白鹦鹉来自诃陵，夜光珠贡于林邑；骨利干有名马之纳，泥婆罗有良酢之献。无非畏威怀德，买静求安。高丽拒命，天讨再加，传世九百，一朝殄灭，岂非逆天之咎徵，衡大之明鉴与！况尔海外小邦，高丽附国，比之中国，不过一郡，士马刍粮，万分不及。若螳怒是逞，鹅骄不逊，天兵一下，千里流血，君同颉利之俘，国为高丽之续。方今圣度汪洋，恕尔狂悖，急宜悔祸，勤修岁事，毋取诛戮，为四夷笑。尔其三思哉！故谕。
《警世通言》均将“契丹国”改为“渤海国”,文字亦复不同。按吴敬所编辑《国色天香》卷三《快睹争先·番书》、《快睹争先·吓蛮书》，所录都与《隋唐两朝志传》文本相近，中有少量异文，如《番书》首句改为“朕思此国僻远边夷，山无草木，乃百物希生之所；近闻南朝居处中华，地饶稼穑，是万民乐业之邦”,其馀“冬暖夏凉，春花秋月”、“自古天无二日，民无二主”、“随驾来游南国，赏翫中华。御林池权将饮马，上林苑暂借屯兵”等，皆无二致。《吓蛮书》开首则于“朕坐中华”前增写：“巍巍唐世，荡荡中原。神尧高祖，创业洪基；文武太宗，建成大业；高宗大孝，武后芳名；中宗以忠孝而为君，睿宗以恭俭而为主。方今上号明皇皇帝，坐镇中华。”将第一人称的“朕”,改为“方今上号明皇皇帝”,已非代言之体。又在“文官八百”、“武将三千”句前，增写“论文，注孔孟之遗书；讲武，谈孙吴之妙略”;在结末“刬草除根，的不虚示”之上，增写“生擒虏寇，颈系马援之铜柱；活捉蛮王，不比武侯之纵放”,在在表明系据《隋唐两朝志传》文本改写。《警世通言》成于天启四年（1624），现存《国色天香》刊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则不可能据《警世通言》改写，其所本显为《隋唐两朝志传》。
本书于杨国忠、高力士磨墨脱靴事，仅言李白奏曰：“近来杨国忠、高力士二人，国之大臣，皆抱大才，监临试场，曾把小臣文卷批落不用，抢出场门。今日回书，合与小臣捧砚磨墨，穿靴脱靴。如有不从，臣宁死于阙下，誓不回书。”及《警世通言》，方写杨国忠见卷子上有李白名字，也不看文字，乱笔涂抹道：“这样书生，只好与我磨墨。”高力士道：“磨墨也不中，只好与我着袜脱靴。”喝令将李白推抢出去。李白怨气冲天，立誓：“久后吾若得志，定教杨国忠磨墨，高力士与我脱靴，方才满愿。”故事就曲折多了。《隋唐两朝志传》之未将文章做足，恰证明其为草创阶段之作品耳。
罗贯中既着有《隋唐两朝志传》，故后来之隋唐系列小说，毋宁是对罗着的重编或改作。《新刊参采史鉴唐书志传通俗演义》，一名《秦王演义唐国志传》，八卷九十节，署“金陵薛居士的本，鳌峰熊钟谷编集”;《唐国志传》八卷，题“红雪山人余应鳌编次，潭阳书林三台馆梓行”;《唐书志传通俗演义题评》八十九节，题“姑孰陈氏尺蠖斋评释，绣谷唐氏世德堂校定”;《唐传演义》八卷九十节，内封题“隋唐演义”,右上曰“徐文长先生评”,左下曰“书林舒载阳梓”.书名虽异，实为一书。关于《隋唐两朝志传》与《唐书志传》的关系，自孙楷第先生起，多以为是《隋唐两朝志传》以《唐书志传》为底本扩充而成，故尔还产生了林瀚之序的“伪托”问题。其实，熊钟谷辈恰是好为印制简本之建阳书贾，而《唐书志传》实为《隋唐两朝志传》之删节本。根据如下：
1、隋朝享国甚短，隋之“废”乃唐之“兴”,二者密不可分。《隋唐两朝志传》第一回“兴宫室翦彩为花”、第二回“隋炀帝游幸江都”,首写隋炀帝之腐败，驯致天下大乱， 窦建德、杨玄感、翟让、李密相继兵起，方得引出李渊之起事。《唐书志传》将其一概删去，遂使第一节“会李密反，刘文静与密连婚，被系狱中”,显得没有因由；
2、《唐书志传》卷首曰：“钟谷子《述古风》一篇，单揭唐创立之有由”,其辞曰：“天下纷纷隋炀帝，中原休讶草离离。朝堂政事弃不理，唯教酒色行相随。筑苑经营极奢侈，苍生费用如崩夷。动马兴兵好侵侮，构仇招祸惹灾虞。经年卒岁无休息，兵疲民困国空虚。连郡盗贼如蜂起，繁华宫室一朝隳。”这篇《述古风》，《隋唐两朝志传》亦有之，题曰《叙述》；红雪山人余应鳌编次的《唐国志传》亦有之，但无“钟谷子《述古风》一篇，单揭唐创立之有由”字样，分明是熊钟谷将他人之诗冒为己作，“天下纷纷隋炀帝”数语，正好暴露了他删削《隋唐两朝志传》开头数回的伎俩；
3、《唐书志传》切取《隋唐两朝志传》第九回“文静世民议大事”为第一节，开首即曰：“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姓李讳世民，高祖次子也。初，唐公李渊娶于神武肃公窦毅，生四子：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一女，适临汾王柴绍。”连《隋唐两朝志传》原文之“李渊字叔德，陇西成纪人也，其祖李虎，仕魏有功，封唐国公。父暎馄渚簦ㄓ诔ぐ病Ｌ逵腥椋钥砣剩嘞馓乒?rdquo;亦一并删去，述唐史而不以高祖三代发端，甚悖史传之体；
4、此书既名《唐书志传》，则应是唐朝的全史演义，却匆匆收束于第九十节“唐太宗坐享太平”,时仅为贞观十九年（645），连作序的李大年也批评它“全文有欠，历年实迹未克显明其事实，致善观是书者见哂焉”.
林瀚说，他在京师访得罗氏“尚多阙略”之原本，后遍阅隋唐诸书所载，“凡有关于风化者，悉为编入”,故此书虽为罗贯中原本，其中无疑有林瀚纂辑的份额。如细分一下，则“有关于风化”的内容，似应为林瀚所加；而富有稗官气息的，则当是罗氏的原本旧貌。万历刊本又题“西蜀升庵杨慎批评”,正德三年（1508）林瀚作序之时，杨慎（1488-1559）年方二十，故所批评者当为林氏之翻刻本。褚人获康熙三十四年（1695）《〈隋唐演义〉序》云：“《隋唐志传》创自罗氏，纂辑于林氏，可谓善矣。”《四雪草堂重编〈隋唐演义〉发凡》亦云：“《隋唐演义》原本出自宋罗贯中。明正德中，三山林太史亨大复加纂缉授梓，行世已久。”所言较近事实。
注：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五篇《元明传来之讲史（下）》。
[2]鲁迅：《小说旧闻钞·再版前言》。
[3]张志合：《罗贯中籍贯生平考异》，《许昌师专学报》1990年第1期。
[4]柳存仁：《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第8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5]欧阳健：《〈三国志演义〉成书年代探考》，《明清小说新考》第110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版。
[6]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
[7]《鲁迅书信集》第18页。
[8] 据陈玉堂：《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钱稻孙（1887-1962），浙江吴兴人，早年留学日本，后毕业于罗马大学，1912年任教育部主事，后兼任京师图书分馆主任，历任北京图书馆舆图部主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图书馆长等。
[9]刘世德：《罗贯中籍贯考辨》，《〈三国演义〉与罗贯中》第29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10]刘冬：《笑煞雕龙·愧煞雕虫--施耐庵遗曲〈秋江送别〉三读》，《施耐庵探考》第76-77页，南京出版社1992年版。
[11]刘冬：《施耐庵探考》第37页。
[12]章培恒、马美信： 《三国志通俗演义》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3]《黄人集》第315-317页，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
[14]《黄人集》第309页。
[15]欧阳健：《三遂平妖传》原本考辨，《中华文史论丛》 1985年第3辑。
[16]柳存仁：《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第9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17]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第4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881年版。
[18]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第38页。
[19]孙楷第：《小说旁证》第11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20]孟繁仁：《罗贯中试论》，《三国演义文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21]孟繁仁、郭维忠：《太原〈罗氏家谱〉与罗贯中》，《文学遗产》1988年第3期。
*兹将二书的文字附录于后，以供比较：
《水浒传》第九十回，叙燕青和李逵到开封城桑家瓦勾栏听说《三国志》评话，正说到关云长刮骨疗毒：
当时有云长左臂中箭，箭毒入骨。医人华陀道：“若要此疾毒消，可立一铜柱，上置铁环，将臂膊穿将过去，用索拴牢，割开皮肉，去骨三分，除却箭毒，却用油线缝拢，外用敷药贴了，内用长托之剂，不过半月，可以平复如初。因此极难治疗。”关公大笑道：“大丈夫死生不惧，何况只手？不用铜柱铁环，只此便割何妨！”随即叫取棋盘，与客弈棋，伸起左臂，命华陀刮骨取毒，面不改色，对客谈笑自若。
嘉靖本《三国志演义》卷之十五“关云长刮骨疗毒”:
……陀曰：“当于静处立一标柱，上钉大环，请君侯将臂穿于环中，以绳系之，然后以被蒙其首。吾用尖利之器割开皮肉，直至于骨，刮去药毒，用药敷之，以线缝其口，自然无事。但恐君侯惧耳。”公笑曰：“如此容易，何用柱环？”令设酒席相待。公饮数杯酒毕，一面与马良弈棋，伸臂令陀割之。陀取尖刀在手，令一小校捧一大盆于臂下接血。陀曰：“某便下手，君侯勿惊。”公曰：“汝割，吾岂比世间之俗子耶？任汝医治！”陀下刀割开皮肉，直至于骨，骨上已青。陀用刀刮之有声，帐上帐下见者皆掩面失色，公饮酒食肉，谈笑弈棋。
原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0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