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堪称古代中国的“建国之本”
发布时间：2022-11-18 10:15:08作者：楞严经讲解网
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堪称古代中国的“建国之本”
我们现在将中国古代的运河称为“中国大运河”，我理解“中国大运河” 主要指具有水运功能的人工开凿“河流”(当然有的运河也兼具灌溉、防洪等水利功能)，而诸如战国时代秦国开凿的郑国渠、修建的都江堰等水利灌溉工程应不在此列。中国古代历史上开凿的邗沟、灵渠、漕渠、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等，均应属于“中国大运河”，而“中国大运河”中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应为隋唐大运河与京杭大运河。
中国的大运河与长城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两项最为重大的工程，但是它们的历史意义各不相同。中国古代的长城是军事防御性工程，是中国古代历史从王国时代向帝国时代发展的产物。秦汉时代以来的长城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时期的标识。
中国古代的大运河促进了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与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促成汉文化从中国大陆走向东北亚、中南半岛并成为古代东亚地区主体文化。大运河之于古代中国和中华民族是开放性、拓展性、凝聚性的。
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帝国，其西至甘肃中部，东到沿海，北界长城一带，南为岭南，较之战国时代，秦帝国的国家疆域扩展主要是楚国以南的岭南地区，而岭南地区进入秦帝国版图与秦始皇于公元前214年开凿的灵渠密不可分。
隋唐时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东北部地区进一步融入，东南部经济迅速崛起。为了使以长安、洛阳——隋唐两京地区的政治统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军事指挥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地位得以充分巩固，中央政府行政权力运作得以正常进行，隋唐大运河开凿成为中古时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需要。
隋唐大运河分为两支，一为连接京师长安和洛阳至东北地区的永济渠，一为隋唐两京沟通东南部的通济渠、山阳渎和江南河。隋唐时代是结束了三国两晋南北朝几百年分裂割据的统一帝国时代，相对长期处于割据的“南朝”政治势力来说，防止分裂，巩固国家统一，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头等要务，这是曾经长期主政江南扬州的隋炀帝十分清楚的。隋唐大运河东南一支的兴建正是发挥了这样的历史作用。继之，国家疆域的恢复(汉代已于东北地区设置了“乐浪四郡”)与发展，又是这个伟大历史时代的重要任务。这是隋唐大运河东北一支开凿的主要原因。
其实华北地区的运河开凿从东汉晚期已经开始，当时运河的开凿目的是为了消灭地方割据势力、征讨乌桓、统一北方。隋炀帝在此基础之上，于大业四年(608年)征调百余万人开凿永济渠，第二年建成了从洛阳至涿郡的大运河，大业六年在涿郡修建了临朔宫，大业七年(611年)通过永济渠，亲临涿郡临朔宫，征集军队号称200万人，集结于涿郡，随后连续3年(612年至614年)发动了征辽东的战役，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隋炀帝“三驾辽泽”。这里也可以看出隋炀帝开凿永济渠的主要目的。唐代初年(贞观十九年，645年)李世民征辽东在幽州城举行誓师大会、后周北伐契丹也以幽州为军队集结地，无疑与永济渠的功能是密不可分的。永济渠的开凿与使用，使幽州成为唐代最为重要的政治、军事重镇，唐代的安禄山、史思明正是以幽州为大本营，以其军事实力左右朝政。他们相继称帝，更名幽州为“大都”“燕京”，奠定了唐宋以后北京作为中国政治中心、军事中心的基础。
古都北京的地位形成与隋唐大运河——永济渠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宋代后期的辽金政治势力走上中国古代历史的舞台，辽金政权的“基地”在内蒙古东北部与东北地区，为控制中国华北地区，只能南下，建立以北京地区为统治中心的都城，而北京作为辽金王朝的首都，其重要条件是“可进”“可退”，“进”则借助隋唐大运河永济渠控制华北地区；“退”则可以顺利返回内蒙古东北部及东北地区。隋唐大运河成就了辽金王朝的统治，开启了把北京从地方政治、军事中心推向古代中国政治、军事中心的历史大门。
经过辽金王朝的过渡，古代中国的最后3个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元、明、清王朝建都北京，北京成为全中国的政治统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军事指挥中心。隋唐大运河东北一支——永济渠为北京这一地位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中国大运河中的京杭大运河开凿，保障了北京都城地位的确立、巩固、发展。元代定都北京以后，兴建了通惠河、会通河，并将永济渠北段的白河、卫河连接在一起，然后又与黄河以南的淮阳运河、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相连接，形成北京和杭州之间的京杭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全长1700多公里，南北跨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5大水系，流经区域涵盖中国古代的燕文化区、齐鲁文化区、楚文化区、吴越文化区等。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正是元代开凿的京杭大运河把中国的北方与南方连接在一起，把汉族与北方和东北方及其他各地的少数民族融合在一起，使中华民族在这一时期完成了其“全面形成”，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疆域、版图，以元、清为代表的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全面融入中华民族。正如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所说的那样：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是古代中国“中央政府的支柱”，堪称“建国之本”！
中国的大运河与长城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两项最为重大的工程，但是它们的历史意义各不相同。中国古代的长城是军事防御性工程，是中国古代历史从王国时代向帝国时代发展的产物。秦汉时代以来的长城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时期的标识。
中国古代的大运河促进了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与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促成汉文化从中国大陆走向东北亚、中南半岛并成为古代东亚地区主体文化。大运河之于古代中国和中华民族是开放性、拓展性、凝聚性的。
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帝国，其西至甘肃中部，东到沿海，北界长城一带，南为岭南，较之战国时代，秦帝国的国家疆域扩展主要是楚国以南的岭南地区，而岭南地区进入秦帝国版图与秦始皇于公元前214年开凿的灵渠密不可分。
隋唐时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东北部地区进一步融入，东南部经济迅速崛起。为了使以长安、洛阳——隋唐两京地区的政治统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军事指挥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地位得以充分巩固，中央政府行政权力运作得以正常进行，隋唐大运河开凿成为中古时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需要。
隋唐大运河分为两支，一为连接京师长安和洛阳至东北地区的永济渠，一为隋唐两京沟通东南部的通济渠、山阳渎和江南河。隋唐时代是结束了三国两晋南北朝几百年分裂割据的统一帝国时代，相对长期处于割据的“南朝”政治势力来说，防止分裂，巩固国家统一，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头等要务，这是曾经长期主政江南扬州的隋炀帝十分清楚的。隋唐大运河东南一支的兴建正是发挥了这样的历史作用。继之，国家疆域的恢复(汉代已于东北地区设置了“乐浪四郡”)与发展，又是这个伟大历史时代的重要任务。这是隋唐大运河东北一支开凿的主要原因。
其实华北地区的运河开凿从东汉晚期已经开始，当时运河的开凿目的是为了消灭地方割据势力、征讨乌桓、统一北方。隋炀帝在此基础之上，于大业四年(608年)征调百余万人开凿永济渠，第二年建成了从洛阳至涿郡的大运河，大业六年在涿郡修建了临朔宫，大业七年(611年)通过永济渠，亲临涿郡临朔宫，征集军队号称200万人，集结于涿郡，随后连续3年(612年至614年)发动了征辽东的战役，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隋炀帝“三驾辽泽”。这里也可以看出隋炀帝开凿永济渠的主要目的。唐代初年(贞观十九年，645年)李世民征辽东在幽州城举行誓师大会、后周北伐契丹也以幽州为军队集结地，无疑与永济渠的功能是密不可分的。永济渠的开凿与使用，使幽州成为唐代最为重要的政治、军事重镇，唐代的安禄山、史思明正是以幽州为大本营，以其军事实力左右朝政。他们相继称帝，更名幽州为“大都”“燕京”，奠定了唐宋以后北京作为中国政治中心、军事中心的基础。
古都北京的地位形成与隋唐大运河——永济渠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宋代后期的辽金政治势力走上中国古代历史的舞台，辽金政权的“基地”在内蒙古东北部与东北地区，为控制中国华北地区，只能南下，建立以北京地区为统治中心的都城，而北京作为辽金王朝的首都，其重要条件是“可进”“可退”，“进”则借助隋唐大运河永济渠控制华北地区；“退”则可以顺利返回内蒙古东北部及东北地区。隋唐大运河成就了辽金王朝的统治，开启了把北京从地方政治、军事中心推向古代中国政治、军事中心的历史大门。
经过辽金王朝的过渡，古代中国的最后3个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元、明、清王朝建都北京，北京成为全中国的政治统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军事指挥中心。隋唐大运河东北一支——永济渠为北京这一地位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中国大运河中的京杭大运河开凿，保障了北京都城地位的确立、巩固、发展。元代定都北京以后，兴建了通惠河、会通河，并将永济渠北段的白河、卫河连接在一起，然后又与黄河以南的淮阳运河、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相连接，形成北京和杭州之间的京杭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全长1700多公里，南北跨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5大水系，流经区域涵盖中国古代的燕文化区、齐鲁文化区、楚文化区、吴越文化区等。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正是元代开凿的京杭大运河把中国的北方与南方连接在一起，把汉族与北方和东北方及其他各地的少数民族融合在一起，使中华民族在这一时期完成了其“全面形成”，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疆域、版图，以元、清为代表的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全面融入中华民族。正如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所说的那样：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是古代中国“中央政府的支柱”，堪称“建国之本”！
